1982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小叔子一家。

“你们的伯伯当时对同宇问题的处理，我并不清楚内情，还是到了后来，我才算弄明白，是‘四人帮’搞的鬼！他把同宇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是对他的保护，如果让同宇落在那帮人手里，就不会有今天了，极有可能是死无对证的结局！”

邓颖超口中的“同宇”正是她的小叔子，也就是周总理的胞弟，名叫周同宇。

多年来，在外界看来，周总理对亲人是极为苛刻的，事实上，与其说是苛刻，不如说是严格约束，毕竟，身为大国领导人的周总理，最清楚“以身作则”这四个字的分量。

说起周总理和周同宇，两人除了幼年时生活在一起，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聚少离多的状态下度过的，即便如此，这份手足情依旧很感人。

“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

这句话几乎可以看作是周总理要求胞弟的准则，看似不讲情面甚至还有些不讲道理，实则有着深远的用意。

正如开篇提到的邓颖超的那番感慨，周总理敢于在1968年亲笔批捕周同宇，实则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胞弟的安危。

好在，周总理的难处和深意，周同宇都是理解并支持的，有关于他的一生历程，一同了解一下。

周同宇生于1904年4月8日，原名周恩寿，同宇是他的字。

1928年之后，因为兄长周恩来投身革命长期遭到敌人通缉，出于对家人的保护，周恩寿身为主要亲属也就改名为周同宇。

周同宇降生之际，周家已经急剧败落，他的童年充满了多灾多难的色彩。

1918年，14岁的他来到位于天津的四伯父周曼青家中做继子，也是因为四伯父膝下无子的缘故，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温馨的时光。

1921年，周同宇考入南开中学，又于1924年加入共青团，还成为了周恩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年底正式成为我党一员。

1925年，组织派遣他进入北京宏达学院学习，并以此为掩护从事我党秘密交通及宣传工作。

那段日子里，周同宇和兄长有过密切的接触，虽说当时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尚未结为夫妻，邓颖超还是给了这位准小叔子温暖的关爱，正如周同宇回忆的那样。

“那时，姐姐还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可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在寒冬腊月穿上那么暖和的鞋呢！”

1926年1月，周同宇在组织委派下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课大队第一队学习，就在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之际，他被任命为总政部宣传员。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前夕，一度想要拉拢周恩来兄弟俩，不过，周同宇的革命生涯却在此时迎来了变故。

当年，年纪轻轻的周同宇因为失恋而想要暂离革命队伍，这件事让周恩来十分震怒，还在有关于周同宇处理报告上批注了“擅离职守，撤职查办”几个字。

对于周同宇来说，兄长的指责让他内心深受打击，而这件事也成了周恩来多年的遗憾。

“我那时候太年轻了，火气很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

1928年初，周同宇跟随组织来到上海做秘密工作，可他对兄长依旧心存不满，索性提出离开革命队伍去读书的想法，虽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极力劝阻，可他还是自行离开了，只身前往位于吉林的四伯父家。

如果没有当年的如此决定，周恩来与周同宇极有可能成为红色战线上最为默契的革命兄弟与搭档，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变故，让兄弟俩的人生路开始产生差距。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心中，对于这份手足情的守护，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来到吉林后，周同宇进入吉海铁路局检查科做课员，开始了自己的平民生活。

1928年5月上旬，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上海秘密出发赶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没成想，他们遭到日本侦探的怀疑，还在大连遭到水上警察厅的盘查。

情急之下，周恩来想到了周同宇，两人来到吉林后，暂住一家旅馆，随后周恩来便以乳名大鸾给四伯父写信。

看到兄长的来信，周同宇立马察觉出情况异常，随后悄悄去旅馆接回了哥嫂。

当时，为了躲过盘查，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随身证件均被销毁，即便如此，因为太多人认识周恩来，两人处境依旧危险。

好在有周同宇的掩护，周恩来、邓颖超顺利抵达苏联，这件事给了周恩来很大的感触，1974年，他还曾跟后辈们提起过。

“虽然你们父亲那时候与我党脱离了关系，但我始终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其实，他真的掩护了我们！”

1934年，四伯父周曼青在天津病逝，周同宇作为嗣子主持料理丧事，而周恩来整率领红军在长征路上艰难行进。

发丧之际，周同宇在讣告的落款处写上“大鸾”这个名字，算是代替兄长为四伯父尽到最后的孝道，还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特务以及日本侦探们的耳目。

此后的周同宇守护着妻儿及四伯母在乱世中艰难度日，直到1946年，兄弟俩在北平重聚，此时的两人已经阔别整整18年。

多年生活的磨砺让周同宇变得心智成熟许多，他也向兄长提出想要继续参加革命的想法，按照组织规定，周恩来让他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展开工作。

从那之后，周同宇回到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以及医疗器械、药品等紧缺物资，继续先前他从事的隐蔽战线工作。

1947年7月，因为邻居的告发，周同宇是周恩来弟弟的这个身份被曝光，随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周同宇仅仅承认自己是周恩来弟弟这个事实，对于其他质疑一概给予否认，6个月后，他在周恩来昔日的老师及同学的保释下顺利出狱。

出狱后，周同宇继续奋战在隐蔽战线上，虽说他并没有为家国大业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可经过几经磨难洗礼，他已经成长为合格的我党一员，对于兄长的坚守原则，他同样是理解的，这份理解才最令人感动，也支持着他在建国后走出一条令人敬畏的人生路。

1949年4月，北平解放后不久，周同宇带着妻子来到北平看望兄长，那年的他只有45岁，还有新想要继续做一些革命工作，周恩来听闻依旧一脸严肃地表示。

“要我看，你还是应该先去华大，学习好了、改造好了，再去为人民工作！”

事实上，当时的周同宇有妻子和4个孩子需要养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妻子王士琴回家照顾孩子们，周同宇也就能心无旁骛地接受改造。

来到华大学习一年后，周同宇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做科长，职务在后来有所晋升，也都是基层干部岗位。

那时候，考虑到他薪酬不高的缘故，周总理曾将他的大女儿周秉德留在身边抚养，力所能及地帮助弟弟缓解生活压力。

1959年，周同宇偶遇老同学曾山，对方得知他上了年纪还身体欠佳，索性将他调到内务部任专员，周总理得知后还专门给曾山打过电话。

“周同宇的职务，你们要尽量安排得低一些，因为他是我周恩来的弟弟！”

1963年春节，周总理很罕见地邀请了一些亲戚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借此机会，他还想叮嘱各位亲属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保证过好“五关”。

见到周同宇后，周总理又是一番严肃的批评和教诲。

“同宇！你有病了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我看你也快到退休年龄了，直接退了吧！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周恩来的弟弟只知道长期泡病假，既然年龄到了，干啥不退？你退休之后，能把这几个孩子教育好，就已经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要是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我补给你就是了！”

面对兄长如此说，周同宇只有照做的份，当然，他也知道兄长的一番好意，没成想，退休后的他却在十年动荡来袭后，无端卷入一场风波之中。

原来，退休后的他偶尔会与昔日社会主义学员的几位学友聚餐，其中还有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也就是刘少奇的大舅子，当时，有人嘲讽他们的这种聚会是“神仙会”。

十年动荡来袭，为了整倒周总理，江青挖空心思找黑材料，堂而皇之地将“神仙会”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聚餐会”，以此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制造难题。

深知江青一伙人险恶用意的周总理，只能千方百计暗中保护弟弟少受伤害。

1968年2月，周总理亲笔批捕周同宇，指示北京卫戍区将其“拘捕审查”，如此一来，周同宇也就变相地免于红卫兵等“四人帮”党羽的摧残，至少可保性命无忧。

1975年4月，在毛主席的过问下，周同宇被批准回家休养。

1979年，党中央对周同宇的案件进行复查，随后为他彻底平反，名誉得到恢复。

让人遗憾的是，就在1976年周总理病逝之际，周同宇还未解除监视，也就没有资格前去吊唁，要知道，他是周总理晚年唯一在世的胞弟，两人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源于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在邓颖超口中，周同宇及家人也明白周总理亲笔批捕他的用心良苦。

1985年5月13日，周同宇因病去世，享年82岁。

回看周同宇的一生，周总理作为兄长，给他的手足情总是有些不近人情，殊不知，这背后却有着耐人寻味的大智慧。

看起来，周总理这样做是不想家人心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念头，其实，在他的督促下，周家人无论职位高低，所到之处都是那样的令人敬畏。

看似无情的周总理才是真豪杰，他严格约束着胞弟周同宇，却从未停止过对胞弟一家的帮助，这份深情和大爱，周同宇从来都是理解的，他们的手足情才最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