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很多问题可迎刃而解。”

中国文化的核心便是一“道”字，儒家传承人事之道，道家探索的则是顺乎自然之“大道”。若要细究，儒家与道家，乃中华“道”文化的一体两面。一者以“有为”之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者则“无为而无不为”。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乱世中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起于微末，因此奠定道教始终与最基层，最苦寒的人民相连。又充分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因此从一开始诞生，就直抵人类灵魂最深层。

在盛世道教不似儒家热心世俗功业，但在乱世道家却不乏济世救人，匡扶正道的道心。而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底色：盛世和谐安居岁月静好，乱世则扶弱济贫匡扶天道，根植于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正如当下网络上的段子所言：汉人不尚武，汉人只想种地，但谁如果不让我们种地，我们就把谁种地里。

中国古训有云，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止戈为武。这是儒道两家的共识，但对于道者来说，还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方成道心。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就会发现，往往道教在盛世隐匿山林苦修行，一旦天下大乱则出山济苍生，事了逢盛世便悄然隐迹。

在抗日战争时期便有这么一位道长，乱世出山救世，事了便拂衣去，再无踪迹。这位抗日义士便是里圆通道长。

李圆通道长原名李药夫，本是习武世家的传人，练得一身好功夫。年轻时，李圆通曾加入过军阀，但眼见着军阀毫无底线的残害百姓的行为，李圆通不愿自己一身武艺却是用于残害同胞，便灰心隐遁玄门在狼牙山棋盘坨道观一边修道，一边研究针灸之法。

但随着日本入侵中国后，即便是山林之远，也非清净之地了。眼看着百姓为战火所波及，中华大地上哀鸿遍野，李圆通愤然感叹道：“若是修道不能救苍生，那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李圆通道长开始率领着弟子们下山协助八路军，它借助着对地形的熟悉帮助解放军转移当地百姓避难，将自己的道观作为解放军的联络基地，还以自己精湛的医术为八路军战士疗伤。

当年的狼牙山五壮士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宁死不屈，在毁坏枪支后义无反顾的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幸而有两位战士挂在树枝上，被李圆通道长发现后，及时救下施以救治才得以保住两位英雄的性命。但此事却惹恼了日寇，于是日军便开始大肆屠杀道士，放火烧了李圆通的道观，不少弟子和无辜百姓都命丧于此，唯李圆通道长下山报信而躲过一劫。

得知消息的李圆通通痛哭流涕，还记得那年为助抗日而下山，小徒弟曾问他何时回来，李圆通开口便道：“盛世回来。”而今却只余他孑然一身却依旧没有放弃帮助八路军的念头，自此他云游四方，继续不遗余力的协助抗战。

在战争结束后，中华大地依旧满目疮痍，已近耄耋之年的李圆通定居恒山，依旧以其炉火纯青的医术治病救人，找他针灸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1957年李圆通道长参与了宗教团结大会，会后朱德元帅特意留住了李圆通道长，请他留在北京担任政协委员，却被道长拒绝了。他直言，自己虽年事已高，但仍希望用余生游历四方，完成自己最后的修行。

自此，李圆通道长匿迹山林，再无行踪。

当然，在抗战时期还有许多爱国道士依然投身抗日事业，如闾山道长田信良曾组织民武，积极阻击日寇，破坏交通给养；顺吉道长黎遇航曾参与根据地粮食保管和情报联络工作；南京的甘盛荣道士武艺高强，携猴狙杀日军，二侯云游不知所踪；而武当山的众道士更是一手拿香，一手拿枪，毅然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虽然道教一向秉承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但这“无为”并非消极隐遁，往往在民族危难之际，一颗道心所向乃是济世扶弱，救国为民，上马即战斗，下马即祈福，以此来完成对自己的修行。

而这，不也是我们中华儿女的血脉秉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