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柳亚子藏于墙里的手册重见天日,《沁园春·雪》公开发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柳亚子的内心却难掩激动与忐忑。他站在自己的书房里,目光落在那堵看似普通的墙壁上。那里,藏着一本1945年毛主席亲笔题词的纪念册,还有那首震惊国统区的《沁园春·雪》手稿。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如今,新中国成立了,这些尘封的记忆是否该重见天日?那本被他精心保护的纪念册里,又记载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一、重庆岁月中的珍贵手册
1945年8月28日,延安飞机场上空传来轰鸣声。一架美制C-47运输机缓缓降落,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走下舷梯。他们即将前往重庆,参加国共双方的重要谈判。这一天,重庆九龙坡机场聚集了大量群众,其中就有柳亚子的身影。
柳亚子早在一周前就得知毛主席要来重庆的消息。他特意从上海赶到重庆,准备了一本特制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是由上海著名的申荣记制作,采用上等皮料装帧,内页选用上等宣纸。柳亚子将这些年与毛主席的通信都小心地誊抄在册中,留出足够的空白,期待能请毛主席题写新作。
当天的重庆天气异常闷热,但机场上的人群依然热情高涨。临时搭建的接待台上,国民党要员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正在等候。柳亚子站在人群中,看着十九年未见的故友从飞机上走下来,那挺拔的身影令他激动不已。
次日,柳亚子便迫不及待地前往曾家岩50号拜访。当时的曾家岩50号是中共南方局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就住在这里。柳亚子到达时,恰逢毛主席在与几位民主人士会谈。见到老友到访,毛主席立即邀请柳亚子加入谈话。
在交谈中,柳亚子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本纪念册。册子里收录了他们十九年来的往来信件,其中不乏一些敏感内容。1941年皖南事变后,柳亚子曾写信声援共产党,这些信件都被他保存在册。毛主席翻阅纪念册时,特别注意到了其中一封关于皖南事变的信,他轻轻抚过那些字迹,眼神中闪过一丝深意。
9月6日,是这本纪念册最重要的一天。这天下午,毛主席专程来到柳亚子的寓所。重庆的天气依然炎热,但丝毫不影响两位故友的畅谈。柳亚子将自己正在编撰的《民国诗选》拿给毛主席过目,其中收录了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笔在纪念册上写下了那首震撼文坛的《沁园春·雪》。
这首词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当时重庆的各大报社闻讯而来,但毛主席谢绝了他们的采访请求。他将这首词的首次发表权,完全交给了老友柳亚子处置。柳亚子将这份珍贵的手稿仔细收入纪念册中,并在当晚连夜请人刻制了两枚印章,一枚"润之",一枚"毛泽东印"。
二、手册的流转与藏匿
1945年10月下旬,重庆谈判结束后,柳亚子带着这本珍贵的纪念册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程。当时的国统区局势复杂,特务活动频繁。从重庆到上海的路上,柳亚子不得不三次更换住所,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
在武汉中转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国民党特务正在搜查从重庆返回的文化界人士,重点调查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往来书信。柳亚子立即改变行程计划,放弃乘坐轮船的想法,转而选择了较为隐蔽的陆路。他将纪念册小心地藏在一个普通的布袋中,外面裹着几件旧衣服。
抵达南京时,情况更加危急。国民党特务部门已经开始大规模搜查进出上海的旅客。柳亚子不得不在南京停留了一个星期,暂住在老友齐白石的画室里。这期间,他将纪念册分散保管,将《沁园春·雪》的手稿单独藏在一个特制的夹层中,其他内容则放在不同的地方。
1946年初,柳亚子终于回到上海寓所。但是,国民党对文化界的监视并未放松。特务经常出入柳亚子居住的弄堂,打探消息。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献,柳亚子请来一位值得信任的老木匠,在书房的墙壁上秘密开辟了一个暗格。这个暗格位于书架后面,从外表看完全看不出异常。
为了确保安全,柳亚子还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防护措施。他在暗格外层糊了一层报纸,选用的是1937年的《申报》,这样即使被发现,也会被误认为是旧时的墙壁。暗格的开启机关则被巧妙地设计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书挡中,只有转动特定角度才能打开。
1947年春天,上海局势更加紧张。一天深夜,柳亚子收到密报,说国民党特务部门将要对知名文化人士进行大规模搜查。他连夜对纪念册进行了特殊处理。将整本册子用油纸仔细包裹,外面又加了一层防潮的蜡布。这些准备工作直到凌晨才完成。
果然,第二天一早,特务就闯入了弄堂。他们搜查了多户人家,最终也来到了柳亚子的寓所。整整一个上午,特务翻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却对那面看似普通的墙壁视而不见。就这样,纪念册在墙中度过了整个国统时期。这期间,柳亚子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个秘密,甚至连最亲近的家人也不知情。这份沉默,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三、新发现:尘封手册的隐藏内容
1949年11月,当专家们打开这本尘封多年的纪念册时,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除了广为人知的《沁园春·雪》手稿外,纪念册中还藏有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创作的数首未公开诗词。其中一首题为《临江仙·重庆晚霞》,描绘了嘉陵江畔的晚景,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国家前途的深思。
更为珍贵的是,在纪念册的夹层中,保存着一份毛主席对《沁园春·雪》的亲笔批注。这份批注详细解释了创作背景,提到此词最初构思于延安时期,但直到重庆期间才完成定稿。批注中还提到,某些典故的选用经过反复推敲,特别是"江山如此多娇"一句,曾有过多次修改。
纪念册中还保存着一系列周恩来与柳亚子的密函往来。这些信件揭示了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中一封信透露,在谈判最紧张的阶段,周恩来曾通过柳亚子向一些民主人士传达重要信息。信中使用了巧妙的文字暗号,将政治信息隐藏在看似平常的诗文讨论中。
在纪念册的后几页,记录了一段重要的谈判秘闻。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方面突然提出要中断谈判。当时,毛主席正在柳亚子寓所与文化界人士交谈。得知这一消息后,毛主席立即用纪念册中的空白页写下了一份分析文稿,这份文稿后来成为中共代表团调整谈判策略的重要依据。
专家们还在纪念册中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名单,上面记录着当时在重庆支持共产党的文化界人士。这份名单采用了特殊的编码方式,将真实姓名隐藏在一首七言绝句中。这个发现为研究抗战后期进步文化人士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纪念册中还保存着一份独特的手绘地图。这是一张重庆地区的简略图,标注了几个关键的联络点。这些联络点都是当时进步文化人士常去的书店、茶馆等场所,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秘密的信息传递网络。地图的背面还有一些用毛笔细字书写的联络暗号。
在册子的最后几页,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毛主席与柳亚子等人在重庆某处合影。照片背面的题记显示,这张照片摄于1945年9月10日,地点是在一个秘密的文化沙龙聚会上。这个沙龙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争取更多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的主张。
这些新发现的内容不仅丰富了人们对重庆谈判期间的认识,也为研究当时的文化界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纪念册中的每一页都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见证了那段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坚守。
四、《沁园春·雪》的首次发表与影响
194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首尘封四年的《沁园春·雪》。这是该词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表。当日的《人民日报》还特别配发了一篇详细的说明文章,介绍了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和保存经过。
在《沁园春·雪》公开发表的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社纷纷转载。上海的《文汇报》特别邀请柳亚子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详细记述了1945年9月6日毛主席在重庆创作这首词的情景。文章中提到,当时毛主席写完后,立即让在场的几位文化界人士传阅,并当场讨论了词中的几处用典。
1950年1月,中国文联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邀请多位著名词学家对《沁园春·雪》进行研究讨论。与会专家发现,这首词在结构上独具匠心。开篇六句写北国风光,中间十八句咏雪抒怀,结尾六句展望未来,整体布局严谨而开阔。特别是"江山如此多娇"一句,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词体,展现出新的时代气象。
这首词的发表在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作家、艺术家纷纷创作出以《沁园春·雪》为主题的作品。著名画家傅抱石专门创作了一幅《雪景山水》,试图用绘画语言诠释词中的意境。书法家沙孟海则以行草书法写下全词,这幅作品后来被收入国家博物馆。
1950年春节期间,全国多地的文化团体组织了诗词朗诵会,《沁园春·雪》成为最受欢迎的朗诵篇目。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不少学校将这首词编入教材,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课堂的现代诗词作品之一。
这首词的传播也带动了对传统词学的新探索。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系统整理了从宋代到现代的咏雪词作,探讨《沁园春·雪》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发现,这首词既继承了传统咏雪词的优秀特点,又在表现手法和思想内容上有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沁园春·雪》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新诗与旧体诗词关系的讨论。一些文学家指出,这首词证明了传统词体在新时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1950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专门就如何看待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首词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国际范围。1950年上半年,苏联、朝鲜等国的多家文学期刊相继发表了《沁园春·雪》的译文。其中,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俄译本最为精准,不仅保留了原作的气势,还成功传达了词中的意境之美。
五、手册的最终归档与永久保存
1950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式接收了这本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纪念册。为确保安全保存,文献室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负责纪念册的修复和归档工作。在检查过程中,专家们发现纪念册的纸张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霉变,特别是最后几页的边角处有些发黄。
修复工作于1950年5月开始。首先是对纪念册进行了全面的防霉和防虫处理。专家们采用了传统的明矾水浸泡法,同时辅以现代化学防腐剂。整个处理过程持续了一周,每一页都经过精心护理。特别是《沁园春·雪》手稿那一页,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价值,还进行了额外的加固处理。
6月初,修复小组开始对纪念册进行编目造册。每一页都被仔细编号,并配有详细的说明文字。除了正文内容,连页边的批注、标记都被一一记录。专家们还发现,在某些页面的背面有用铅笔轻轻写下的日期,这些都成为研究重庆谈判期间活动的重要线索。
为了便于永久保存,文献室特制了一个红木外匣。这个匣子采用楠木制作,内衬丝绸,四周都有防潮层。匣子的设计参考了故宫博物院收藏古籍的方式,既能保护文物,又便于存取查阅。外匣上还特别镌刻了纪念册的来历和主要内容提要。
7月中旬,中央档案馆派专人前来,与文献室共同商议永久保存方案。最终确定采用"双重保险"的保管方式:原件在特制环境中保存,同时制作高清复制件供研究使用。档案馆还专门调配了一间恒温恒湿的库房,用于存放这类珍贵文献。
8月份,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纪念册的详细档案。工作人员将纪念册中的每一份文件、每一个印记都做了详细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发现了好几处此前被忽略的细节,比如某些页面上的水印,以及一些用特殊墨水书写的标记。
9月初,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了一次内部座谈会,总结纪念册的保管经验。会议决定建立专门的档案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查阅程序、保管要求等内容。同时,还制定了应急预案,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情况。
到1950年年底,这本记载着重要历史时刻的纪念册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归档程序。它被安置在专门的储藏室内,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继续保存着那段难忘岁月的见证。档案管理人员每月都要对其进行例行检查,确保存放环境的各项指标符合要求。这些细致的工作,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