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北京的广播、报纸中传出一个令举国上下陷入巨大悲痛的消息——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无数丰功伟绩、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代表人物毛主席溘然长逝。

随后的追悼纪念等相关活动安排立即就排上了日程，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致悼词，并力主坚持此后的一系列纪念活动，都应当充分展现对毛主席伟大贡献的缅怀和赞扬。

1976年的9月9日

时任警卫队长的陈长江曾回忆过那个十分煎熬的九月。从1976年9月初开始，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征兆，专业的医学专家对此也不敢乐观。

当时除了最好的医学专家、护理人员之外，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也开始在毛主席的住所附近轮流值班。

到了9月8日这一天的下午，病人的血压开始明显下降、心电图反应微弱，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内完全听不到病人说话。

陈长江回忆到了最后阶段，哪怕是打针也难以奏效了——注射后能看出来皮肤起了泡，意味着血管流通也出现了问题，再用药自然也很难获得效果。

用亲历者的话来说，在当时医疗条件和药品方面确实已经倾尽全力，但“不起作用了”，实际上已经到了回天无力的阶段。

9月9日零时十分，守在病床边的专家们不得不宣布：主席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房间里负责守护工作的其他人也同样能从医疗仪器的显示面板上看出端倪。

这个噩耗对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震撼之大，可想而知。

就在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便联合发出了文件，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式宣布此事。

来自医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组接受了重大任务，负责主席遗体的保护相关工作。

这个决定同样也是经历过慎重考虑、多次讨论之后才定下来的，考虑到全国人民以及外国朋友对毛主席的敬意，追悼会、遗体瞻仰告别仪式是必须的，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保护遗体的问题。

而且，相关的瞻仰悼念活动安排并不仅仅局限于两三天之内。按计划，从9月11日到17日，主席遗体都将安置于人民大会堂，接受群众吊唁瞻仰。到18日当天，首都还将举行预计参与人数超百万的群众追悼大会，全国各地还有不同地点、单位组织的吊唁活动。

这一切安排得以顺利实施，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例如，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之下，是否能够确保遗体得到妥善的保护，“不但不能出现意外，还需要保持栩栩如生，以便人民群众瞻仰”，这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专家们虽然早已做好了尽可能万全的准备，但由于这一任务此前没有足够成功的先例可循，他们也只能竭尽全力去探索、尽力做到最好。

由于技术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光是是否进行遗体保存，也很是经历了一番争论。最终，由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主持大局，拍板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方案去办。

华国锋亲致悼词

9月18日，经过了为时一周的吊唁瞻仰期后，由百万群众参会的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如期举行。在这次追悼大会上，华国锋亲致悼词，对毛主席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缅怀与赞扬。

这次大会的规模和重要性，光是从1976年9月19日的《人民日报》便可见一斑：前五版的主要版面都用来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进行报导，后面几版则报导国内其他地方的吊唁活动、以及来自他国的唁电。

在这篇面对全党全国、也传向整个世界的悼文中，华国锋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战斗多年、为新中国缔造居功至伟的一生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缅怀。

悼文中说到，在过去的几天时间内，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主席的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因为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毕生事业，是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中国人民挣脱受压迫受剥削的枷锁，中华民族摆脱屈辱与灾难的处境，都与毛主席的领导紧密相关。

在长期而漫长复杂的斗争历程中，毛主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对于党的成长、军队的成长意义非凡。

他提出的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五十年的不断斗争时期中，有力指引了我军获得粉碎国民党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武装800万蒋匪军等斗争的胜利，建国后又胜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

他将毛主席称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求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这篇悼文情真意切，充满了对于伟大领袖的崇敬怀念和深切追思，令现场聆听的不少群众禁不住“泪飞顿作倾盆雨”，许多人一边听一边痛哭失声。

据官方数据，有超过二百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在9月21日召开的联合国第31届大会开幕式上，参会的一百四十多国代表也为毛主席的逝世肃立默哀。

噩耗突然降临

不仅在追悼大会中表现出了明确坚定的态度，在后续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华国锋也同样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充分表现出对毛主席的缅怀与敬意。

1976年9月29日晚上11时，为讨论毛主席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具体安排，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最后，也是在他的力主下确定了最终决定：为表达纪念和追思，往年惯例的30日晚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取消、天安门城楼下的文娱节目也停止；10月1日的群众游园活动则照常进行，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外宾参加。

许多细节不仅表现出华国锋等人对毛主席的巨大尊敬，也证明主席病情的急转直下、逝世的噩耗来得实在有些突然，考虑到群众感情和对国内外局面的影响，每一项纪念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

实际上，从1966年到1970年期间，大量国外媒体关于毛主席都进行过以“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为主题的报导。无论是“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还是其他会见外国友人的场合，他看上去“丝毫没有表现出要限制活动的迹象”。

他在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亲历者都说他虽然年过七旬，但“握起手来却很有劲”，七十三岁那年他甚至还横渡了长江。

这样的局面在他逝世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急转直下。翻译家、中国籍犹太人沙博理曾经记述：“至少已有一年之久，我们知道他将不久于世。但是到最后他逝世时，我们仍感到震惊。”

从1976年5月开始，毛主席的病势不断加重，身体越发衰弱。6月初，他突患了严重的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进入七八月后更是时常处于昏迷状态。中央曾经数次发出通告，向有关领导通告主席病危的消息。

那一年的9月8日按农历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本应该是个家家户户团圆赏月的传统佳节。但是在那个中秋节，由于此前经历了总理逝世的巨大悲痛、唐山大地震的灾难冲击，许多群众再也没有享受节日的心情，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悲伤笼罩的低落情绪。

从这一天的0点直到16时37分，毛主席偶尔从昏迷中苏醒，还要看文件、看书。但到了9月9日0时10分，他的心脏被确认已经停止了跳动。

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向遗体鞠躬默哀后，立即着手研究治丧及遗体保存问题，组建了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国主要机关部门通告这一消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特别下达指示要求加强战备值班：“从9月9日上午8时起，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7月下旬时，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主笔起草的讣告和悼词文稿已经准备完成。9日毛主席逝世后的凌晨5点多，政治局连夜讨论通过了这一份讣告的文稿，并决定在当天下午4点公开广播。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内安置。

不为人知的“遗体保护任务”

而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知这一消息的“局外人”，应该是当天凌晨接到通知、负责主导遗体保存任务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以及医学科学院的杨纯、徐静等人。多年后徐静还记得那一刻受到的震撼——“脑子里一片空白”。

从当天下午对遗体进行初步处理直到10日深夜，接受任务的几位专家一直都寸步不离地守在遗体旁。

他们定时对遗体的细微变化进行观察，比如皮肤颜色、皮肤的韧性和弹性、关节的活动程度，眼睛和嘴的闭合情况，甚至颜面皮肤的纹理都一条一条的数过，并为长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记录。

另一组工作人员也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老师傅加班赶制出两套新的中山装。其中一套较厚的深灰色款，另一套较薄的浅灰色款。

经中央领导审定后，最后使用了浅灰色的较浅款。理发师小周则为遗体整理好头发，并由北京医院病理科一位姓马的技师为遗体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这一系列准备完成之后，毛主席遗体方才被移到人民大会堂，举行为期约一周的群众吊唁和瞻仰活动。

这一周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来说，同样是弦时时绷紧的一周——吊唁活动开始初期，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尚未到位，主席遗体是直接安放、没有遮盖的。

虽然此前已经作出严格控制室温的要求，大厅内全部风冷设备开足功率，把室温控制在15℃以下，但以保护遗体的要求而言，这温度却远不够低。

更加令专家组心急如焚的情况是：当瞻仰人群络绎不绝地进入室内，每个人都是活动的散热体，甚至军乐队的演奏、厅内灯光热量，许许多多的细节对于保障低温都大为不利。

遗体保护领导小组听取他们意见后，立即就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灯光也只留了正上方的唯一一盏。吊唁活动进行期间，华国锋曾多次在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动向汇报。

一直到9月11日午夜，能够降温、隔氧的有机玻璃棺罩终于到位，专家组日日夜夜担心的大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落成、设备试运行达到满意效果后，这些专家奋战一年的努力最终得到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将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中，让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地永远瞻仰。

参考信息：

《1976年9月悼念毛泽东纪实》；2014年02月25日；人民网

《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2010-07/19；市场星报

《党史上的今天 1976年9月9日》；人民网

《毛泽东遗体保存过程》；文摘报；2010年12月25日

《毛泽东逝世 政治局争论是否保存遗体》；凤凰卫视11月15日《凤凰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