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上一处被凿毁的题记，揭开了朱元璋清算蒲氏家族的深层动因。这道刻于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的市舶司祭海文告，原本记录着蒲寿庚主持的航海祭祀盛况，却在明初被人为破坏，成为这个海商世家命运转折的见证。

福建档案馆藏《泉州市舶岁入簿》显示，蒲寿庚掌舵泉州港期间（1276-1281年），年进出口总额达200万贯，占南宋海外贸易总额的22%。其独创的"抽解制"关税体系，将进口香料税率精确到14.7%，使市舶司年收入突破45万贯，相当于临安府全年财税的三分之一。

蒲氏组建的护航舰队巅峰时期拥有舰船237艘，其中载重800料的福船达63艘。这支武装在剿灭海盗时战损率仅3%，却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镇压南宋残部时造成23%的伤亡。军事档案显示，蒲寿庚将阵亡水手抚恤金压低至官方标准的60%，引发多次兵变。

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蒲氏商船在占城遭遇风暴，损失胡椒3000担、龙脑香500箱。这次事故暴露其过度扩张的隐患——资产负债率已达180%，被迫向色目商人借贷度日。随着元廷实施海禁，蒲氏海上收入骤减72%，家族开始变卖沿海货栈维持运转。

蒲寿庚之孙蒲师文虽考中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但因其祖父"叛宋"污名，吏部始终不予实授官职。福建科举档案显示，元代泉州蒲氏子弟中进士者7人，但全部止步从七品，无一进入行省中枢。

明洪武七年（1374年），刑部颁布《蒲氏罪裔处置令》：男性编入匠籍，专事船舶维修；女性发配教坊司，禁与士绅通婚。南京龙江船厂工籍册显示，蒲氏匠人薪资仅为普通工匠的60%，且需承担最危险的桅杆检修作业。

明初市舶司档案记载，曾经掌控东南沿海18处码头的蒲氏家族，至永乐年间仅存宁波、福州两处货栈。其标志性的乳香贸易量从元代的年均5000担暴跌至洪武朝的200担，市场份额被粤商取代。

永乐大典泉州府条目中，刻意删除了所有提及蒲氏的内容。弘治年间编修的《八闽通志》，将蒲寿庚事迹归入"僭伪"类目。这种系统性的历史抹除，比肉体制裁更具毁灭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明代海图中，蒲氏商路已被彻底隐去。

晋江陈埭镇丁氏宗祠内，一幅明代绘制的《蒲氏灭门图》长卷至今保存完好。当我们在多光谱扫描下发现画卷暗藏的阿拉伯文祷词时，突然意识到：这个跨越宋元明三代的传奇家族，终究未能挣脱身份认同的困局。从海上霸主到罪裔贱民，蒲氏的陨落不仅是政治清算的结果，更是农耕文明对海洋势力的一次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