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几乎迁都避其锋芒。然而短短数月后，这位名将却因荆州失守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千百年来，“大意失荆州”的指责始终萦绕关羽，但若细究三国博弈的棋局便会发现：即便关羽步步为营，荆州也注定守不住。

关羽北伐之初，曹操采纳司马懿之策，以“割江南”为饵诱使孙权背刺。这一计谋直击三方关系的软肋——刘备集团的崛起已打破平衡。孙权在合肥屡战屡败，而刘备却接连取得汉中、荆北战果，这种反差让东吴选择与曹魏联手。

《三国志》记载，孙权为麻痹关羽，曾提出“孙刘联姻”，却被关羽以“虎女不嫁犬子”回绝。后世多将此视为关羽傲慢的铁证，却忽视了背后的政治算计：孙权若真欲联姻，对象应是刘备之女而非关羽之女。这场“求亲”实为挑拨刘关关系的毒计，无论关羽是否接招，东吴都已找到开战借口。

吕蒙接替鲁肃后，东吴的战略从“联刘抗曹”转向“全据长江”。为降低关羽戒心，吕蒙诈病退居二线，由无名之辈陆逊接任。陆逊上任后写信吹捧关羽，将其称为“自周瑜以来未遇之敌”，成功诱使关羽抽调江陵守军支援襄樊。

当吕蒙白衣渡江时，关羽在荆州的防御体系已出现致命漏洞：沿江烽火台被伪装商船的吴军拔除，烽燧传讯系统彻底瘫痪。更致命的是，江陵太守糜芳、公安守将傅士仁的叛变，让号称“天下坚城”的江陵不战而降。据《吴录》记载，东吴接收的荆州库藏中，仅于禁降军就有三万余众，足见关羽并非毫无准备。

襄樊前线，关羽以不足五万兵力对抗曹魏举国之兵。曹操先后派出徐晃、张辽等十二营精锐，甚至调来合肥守军参战。而关羽的困境在于：荆州三郡的粮草供给早已被糜芳等人掏空。《江表传》披露，关羽北伐后期“军中乏粮，擅取湘关米”，这成为东吴宣战的最后借口。

当徐晃突破樊城包围时，关羽本可退守汉水重整旗鼓。但荆州失守的消息传来，军中士卒因家眷落入敌手而溃散。吕蒙的心理战术更让局势雪上加霜：他厚待关羽使者，任其查看江陵安好的百姓，导致蜀军士气彻底崩溃。

荆州的地理位置注定其无法被单一势力长期掌控。战国时楚国据荆州遭秦齐围剿，南宋守襄阳抗蒙元六十年最终失陷，历史总是惊人相似。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构想“跨有荆益”，却低估了地缘政治的现实：当刘备集团同时占据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时，曹魏与东吴的联合绞杀已成定局。

关羽的悲剧在于，他身处这个绞杀局的中心。即便没有糜芳叛变，东吴仍可集结水军切断长江补给；即便击退吕蒙，曹魏的援军也会源源不断。现代战略学者许倬云指出：“荆州之于蜀汉，如同枷锁之于猛虎——得到它才能展露獠牙，戴上它却再难挣脱。”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首级送至洛阳，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孙权将关羽身躯葬于当阳，刘备则在成都设衣冠冢。三国君主不约而同的厚葬，暗示着对这位对手的敬畏。

当我们复盘这场战役时，不应困在“大意失荆州”的窠臼中。关羽在襄樊之战中歼灭曹魏七军、迫使曹操动用全国兵力，已创造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奇迹。他的失败，非因疏忽傲慢，而是因汉末的政治逻辑从不相信“弱者逆袭”——当刘备集团即将打破平衡时，规则制定者们联手按下了终止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