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的具体影响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军工复合体通过游说推动北约东扩，激化俄乌矛盾，冲突升级后，美国对乌军援超300亿美元，军工企业订单激增（如“海马斯”火箭炮产能翻倍）；

“海马斯”火箭炮

类似模式见于中东，美国介入叙利亚内战期间，雷神公司导弹订单增长35%；科工复合体推动对华科技战，例如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半导体设备出口；特朗普政府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禁止联邦机构采购中国无人机，直接保护本土企业（如Skydio）；金融与能源资本联合影响对非政策，例如美国通过“非洲司令部”扩大在非洲军事存在，名义上反恐，实则保障矿业公司（如自由港麦克莫兰）对刚果钴矿的控制。

美国发动或参与过的战争

这种利益网络的系统性渗透导致了一系列结构性困境与全球后果，军工复合体导致美国军费占全球40%，却挤占民生支出（如基建和医疗），加剧贫富差距；

阿富汗战争中2.26万亿美元投入，仅1/3用于作战，其余流入承包商口袋；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超9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如伊拉克、叙利亚）；对台军售和南海挑衅则增加中美冲突风险。

政策制定被少数集团绑架，例如，尽管63%美国人反对介入俄乌冲突，但军工和金融资本仍推动持续援乌。

美国援乌

总的来说，美国对外政策本质上是军工复合体、科技资本、金融寡头等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这种“全政府-全社会”模式通过旋转门、游说献金和舆论操控，将国家安全议题异化为资本逐利的工具，要打破这一循环，需国际社会联合制约美国霸权逻辑，并推动国内改革限制金钱政治。

左一：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右一：美国前总统 拜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