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争议性实验也不少，比如柳溪学校肝炎实验（1956），纽约州一所 智 障 儿童学校中，约700名智力障碍儿童，年龄多为5-10岁，部分儿童被故意喂食含有肝炎病毒的粪便提取物或注射肝炎病毒株，实验由医生索尔·克鲁格曼（Saul Krugman）主导，旨在研究肝炎病毒的传播途径及疫苗研发。

索尔·克鲁格曼

学校内的景象

研究者声称该校肝炎感染率高，儿童“迟早会自然感染”，因此实验“不会增加额外风险”。此外，家长被施压签署同意书，承诺若同意参与实验，孩子可优先获得入学资格。而且实验未充分告知家长风险，且利用弱势群体的医疗资源匮乏进行胁迫。儿童被剥夺治疗权利，部分出现慢性肝病甚至死亡。

还有杀虫剂人体测试（1940-1950年代），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在杀虫剂（如DDT、有机磷类）的研发与推广中，进行了大量非伦理人体暴露实验，尤其针对低收入社区和少数族裔。

在低收入社区（如非裔和原住民聚居区）大规模喷洒DDT等杀虫剂，未告知居民健康风险，以观察杀虫效果及人体反应；士兵、囚犯和农民被暴露于高浓度杀虫剂环境中，测试急性毒性，例如，美军在士兵身上测试有机磷杀虫剂的神经毒性影响；部分农业工人被要求不采取防护措施接触杀虫剂，以“评估实际作业中的安全性”。

瑞士化学家 保罗·赫尔曼·穆勒，首先发现DDT可以作为杀虫剂使用

接触者出现皮肤灼伤、呼吸衰竭、神经功能损伤等症状，部分案例致死。研究表明，杀虫剂中的化学物质（如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可导致癌症、生殖系统异常及免疫系统损害。

这些丑闻推动了1974年《国家研究法案》和1979年《贝尔蒙特报告》的出台，确立了医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原则，部分实验（如塔斯基吉）的幸存者获得赔偿，但许多其他实验的受害者未得到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