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宋神宗赵顼
四、大动刀兵
（二）大动刀兵
1.开梅山
（5）开梅山（中）
熙宁五年九月二十四，司封郎中、直昭文馆、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构改任荆南府（治江陵）知府，但很快因“章惇奏请复构转运使”，恢复旧职。孙构复任后，对“懿、洽二州蛮”“谕以恩信，归附者凡十四州，遂城沅州”。“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
清·道光《宝庆府志·卷末》则记，章惇请沩山密印寺住持颖诠禅师与两名官员“进峒”，面见“峒主”，假说二人是从者。但峒主一见两人就说：“此官人也。”颖诠说：“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两位官员做出非常害怕的样子，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峒主方才释去心中疑惑。接下来，颖诠禅师连日说佛法导谕，将朝廷招纳政策、罢战言和之意说与峒主等，“使为土民，口授之田；略为贷助，使业其生；建邑置吏，使之有政。”终于使“洞蛮”与章惇达成和议，订立“汉降瑶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三个条件，梅山纳入宋朝版图。
十一月十六，章惇向宋神宗上言：“招谕梅山蛮猺令作省户，皆欢喜，争开道路，迎所遣招谕人。
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
宋神宗下诏：在其地“授冠带，画田亩，列乡里”，“以山地置新化县，并（武阳、关硖）二城隶邵州。”
“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
章惇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且言恐进奏院漏泄所奏事。”
宋神宗令禁宫宦官机构“入内内侍省”直接向章惇“下文字”。
十二月初二，宋神宗下诏：“荆湖溪洞中亡命之人，今日以前，罪无轻重皆释之。如愿居本处，或欲归本乡，各从其便；如能自效，显有劳绩，令章惇等保明等第酬奖；若敢创造事端，扇摇人户，即捕斩以闻。”
二十五，下诏：“鼎、澧州自今互差文臣。”
熙宁六年（1073）正月十七，宋神宗“赐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构绢三百”。其时“构方经制蛮事，舟触濑石覆没，仅以身免”，宋神宗“闵（悯）其劳，故赐之”。
二十三，宋神宗诏，“北江募人筑城寨，令章惇等优给钱米，毋得扰民。”
二十八，章惇向宋神宗上言，奏报“懿、洽州蛮杀招谕侍禁李资”，宋神宗下诏，派宦官、“入内供奉官”冯宗道前往荆湖南、北路“勾当公事，及体量蛮杀李资因依以闻”。
冯宗道到荆湖南、北路调查后上言，“资泊舟河侧，蛮辄围掩杀之”，宋神宗下诏，“除元（原）造意并下手人许人捕杀，与补近上班行，仍第行赏，余并释不问”。
是月，宋朝廷设置“潭州安化县，升七星寨为镇”。（《武经边防》云：七星寨控梅山洞口，太平兴国中置。）
北宋·邓洵武《神宗史·南江传》载，“六年正月，章惇言：辰州南江溪洞尽以内属，其新归地自西以北，环数千里，依险团族甚觽，遣官于懿、峡、富、锦、黔州分建城寨。”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记，“是月，石鉴言：峡、富等十七州首领舒光秀等与蛮一千五百余人纳器甲归朝，已劳遣还其地。”
章惇又言：“辰州南江知州管内军衙首领等，各乞纳土为王民。”
宋神宗下诏“补向永修为西头供奉官”，“余补官有差”。
二月初七，司封郎中、直昭文馆、知潭州潘夙升官职为“太常少卿”。
“初，夙为荆湖南路转运使，尝遣邵州通判贾师熊以兵丁破蛮寨。
及郭逵知邵州，以三千人攻杨昌透，为贼兵追袭至牛脊岭，日暮几陷没，赖夙遣裨将刘杲引兵救之乃免。
又遣周士隆、丁佐尧以觽深入据要害，贼窘，遂出降。
使者言其功如此，人至今赖之，而夙未尝自陈，故有是命。”
二十四，“以归明人黄全谏为三班奉职、辰州指挥使，仍赐银绢、袍带。
初，洽州蛮李光全等欲连富州村囤为乱，全谏执送官，故赏之。”
但章惇向宋神宗上言：“赏全谏太优，恐难继，其次三人止乞与殿侍。”
宋神宗以之问王安石，王安石说：“不然，则安能使人人踊跃有趋赏之心？而懿、洽不敢出而求助。
陛下每恐赏轻重不等，即有人觖望。如汉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赵子弟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赵人心？今赏全谏，正是封赵子弟之意。
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较量厚薄，操券以责人主，恐人主不可胜责。故太祖责川班援例求赏，尽诛之，所以销人臣悖慢之气，而长人主威权。
若能如汉高祖收赵子弟，即人臣有觖望为乱者，厚赏令觽诛之而已。”
宋神宗“极以为然”。
王安石
三月二十七，“权江淮等路发运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职方员外郎张颉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
颉首议开梅山，及章惇往经制，颉时居忧鼎之桃源，数遗京师书，言南江杀戮过当，非辜者十八九，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
惇病之，欲弭其谤，乃言今成功乃因颉谋，诏赐绢三百疋。
执政犹恐其异论，会颉服阕，亟移公弼陕西，以颉代之，令便道赴江淮，于是不敢食鱼之谤遂息。”
四月十八，章惇向宋神宗上言：“狤狑蛮贼千余自黔江浮船而下，捕盗官邀击，获首级器甲等。”
宋神宗下诏，“西头供奉官、辰州管界同巡检谢季成迁一官、减磨勘三年”，“余推恩有差”。
章惇又言：“邵州新招人户杨昌透等岁出课米乞展三年起纳。”
宋神宗同意，“从之，既又听展一年课米，凡三百余石”。
十九，“权邵州防御判官郭祥正为太子中舍，与江东路家便差遣”。“章惇言祥正均给梅山田及根括增税有劳也。”
魏泰《东轩笔录·卷六》记：“王荆公当国，有郭祥正知邵州武冈县，实封附递奏书，乞天下之计专听王安石处画，凡议论有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表辞亦甚辨畅，上览而异之。
一日，问荆公曰：‘卿识一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
荆公曰：‘臣顷在江东尝识之，其为人纵横捭阖而薄行，不知何人引荐而圣聪闻知也？’
上出其章以示荆公，荆公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不可，遂止。
是时祥正方从章惇辟，以军功迁殿中丞，及闻荆公上前之语，遂以本官致仕去。”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记，五月十一，宋神宗下诏：“名硖州新城为安江寨，富州新城为镇江寨，龚溪新寨为龚溪寨。”（据《九域志》，安江寨乃硖、中胜、云、鹤、蠞五州，即唐睳州龙标县之东境；镇江寨乃富、锦、圆三州，即唐龙标县地；龚溪寨后为铺，属沅州麻阳县。）
二十一，章惇向宋神宗上言：“权发遣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烨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冈猺人，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丁七万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起税租及修筑武阳、关硖城寨，其提点刑狱孙颀、权发遣提点刑狱朱初平、管勾常平司乔执中、知潭州潘夙并协力同议。”
宋神宗下诏，孙颀、朱初平、乔执中“各迁一官”，升一级官阶，“蔡烨仍直集贤院”。
“初，议赏，陈升之请烨转一官，余减年，上以为薄。”
王安石“请烨更升一任，余转官”。
冯京和另一位官员俞充称“烨首议，赏未称”。
宋神宗说：“朝廷已自有成议。”“既而曰：‘烨要可使，勿升任，即除馆职。’”
“已而蔡挺辞烨恩命”——蔡挺，蔡烨的父亲，蔡烨为其第四子。
王安石得知后禀告宋神宗说：“烨沮章惇，以为不可仓卒，又言梅山不可便取，陛下必能记忆。”
宋神宗说：“烨第恐功在章惇耳。”
王安石说：“如此人既除馆职，则朝夕便望修起居注矣。”
宋神宗隔了很长时间说：“烨与刘瑾不相远。”意思是人们都说蔡烨之“心巧”与“御下苛严，少纵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既除馆职，则朝夕便望修起居注”的官员刘瑾相差不远，又说：“烨差险也。”蔡烨用心更险一点。
此前，章惇曾向宋神宗上言：“冯宗道欲往新寨，为兵少，形势弱，恐蛮人窥见，遂止之。”
但“枢密院具所遣兵，言不少。上曰：‘或兵未到。’”
六月初五，“密院言已到”，宋神宗“嘿然”，“良久曰：‘宗道都无一纸文字奏彼中事情，可怪也。’”
王安石说：“上盖察知密院沮章惇。”
当天，宋神宗告谕王安石，“令惇勿轻易，盖宗道言惇所修寨不坚固，又点集丁夫，并不从州县，后无由知存亡数；又言狤狑与懿、洽合，元未归附，惇但令人告喻而已。”
王安石说：“今告喻每斫蛮一级，即与绢五匹，能诱降亦然。懿、洽必无如此事力购募狤狑，狤狑又见官军盛，即必不敢为懿、洽出力。
今以重兵临之，以精兵击之，以厚利诱降，其人必诱狤狑及归明人，所诛者元恶数人而已。
官军按据要害，不妄动，即百全无害而坐取胜。”
宋神宗说：“若如此，即善。”
王安石说：“已与熟议，李浩等意亦以为宜如此，必无虞也。”
初九，“南江归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御使通汉所受真宗涂金交倚、银装剑及富州印来献”，宋神宗下诏：“以剑、倚先朝所赐，还之，而留其印。”（《宋神宗史·南江传》云：六月，永晤等二十五人到阙，引见，赐衣带、银币。诏以新城硖州为安江寨，富州为镇江寨，龚溪为龚溪寨等。）
七月十二，“龙猛军级，经章惇出头，乞于懿、洽效用。”
宋神宗“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章惇投状”。
王安石说：“军士乞效命，虽不由军帅，恐无条禁止。”
宋神宗“以为军制不宜如此”。
王安石说：“不知如此后有何害？”
宋神宗说：“经章惇乞效用，犹可，恐别有妄作。”
王安石说：“别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经有所征讨官司乞效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
俞充说：“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
王安石说：“今乞效用，不知何害？军听于一，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不许，则壮士何所求奋？”
蔡挺说：“若别有结连，奈何？”
王安石说：“结连，即自有重法购赏镝具。今经朝廷所差官乞效用，不知如何因此却致得别有连结？”
陈升之说：“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亦经绛求效用。”
宋神宗于是“令勘会进呈”。
但时间不长，宋神宗“终以为害事”。
王安石说：“士卒固欲其愿战，请效死反以为罪，何以奋其志气？且未尝有条贯禁其如此，如何加罪？”
宋神宗说：“禁军令如此不便，若如临淄王（唐玄宗登基前为临淄王，后带兵入宫，夺位）事，其渐岂可长？”
王安石说：“经朝廷所差官司，与临淄王事岂类？且欲防变，即专固人情，使听于三帅，不得自伸于余处，亦不可无虑。今经修注官投募，与专固人情，一听于武帅，孰便？”
宋神宗说：“三帅防禁严密。”
俞充“请今后立法”。
王安石说：“若为朝廷讨贼，乞效死，即无可罪。若不为朝廷讨贼，自相结连，除是谋反，即法已镝具，不须别立约束，终不能加谋反之律。”
宋神宗说：“如保甲若别司募去，司农亦必有言。”
王安石说：“保丁固有经章惇者。”
宋神宗说：“司农奏，非经章惇。”
王安石说：“亦有经章惇者。”
陈升之又言有经韩绛乞效用者。
宋神宗说：“郝质言经绛者，盖是合往本路军士。”
升之又言非本路。
但宋神宗“终欲治其罪”，而王安石“固以为无罪”，宋神宗“令放罪，取戒励”。
章惇
宋神宗担心“懿、洽事恐如淯井”，懿、洽等州的事情如同淯井监“在今四川长宁县南七十里双河镇”蛮人降而复反，留下后患。
王安石说：“臣朝夕切磋章惇，惟令持重，以敢死士扰之，人受其降附，专讨元恶。又已厚结蒋波晃，若得其首领，即元恶无所藏。
闻元恶计议入狑狤恐被杀取购，必奔蒋波晃，彼同州之人亦多自悔，或通消息，候官军乃敢收集同志内附，迫于利害，必有如此者。
今所遣将吏亦多材士，不与淯井将吏同。纵令一人失计挫衄，可恃者尚觽，必无可忧。”
宋神宗说：“命令宜一。闻湖南甚不一，或是石鑑出帖，或是章惇出帖，须出一乃可。”
王安石说：“或章惇在别处，事有机便，随宜给帖，亦恐无害。如昨以计诱出舒光秀等，不然必为变。方其趋召，欲及期会，诱以恩泽，或石鉴一面给帖，自不为过失。
又闻石鑑亦不足赖，数与章惇异议。惇以为旋易人未必便如人意，且复使鉴耳。
昨专用李资，诚为失计，然既惩前事，必更谨重，即无可虞矣。”
九月初六，“辰州南江归明溪峒硖州军牙头首、指挥使向真赠内殿崇班，以章惇言真说谕蛮人有劳，后为蛮舒光旦等驱略并屠其家故也。”
十月初一，章惇上言，“三路进兵讨懿、洽州蛮，已平”。
初二，王安石说：“近得章惇书，辰州屡获首级，新附之民争先思奋，盖恐功在人后。”
宋神宗说：“近者，诸路士气甚振。凡兵以气为主，惟在朝廷养之耳。”
冯京说：“陛下赏之厚。”
宋神宗说：“庆历日，用兵赏非不厚，然兵势沮败，不能复振，此可为鉴也。”
王安石说：“诚如圣旨。若令数败，即虽厚赏之，何能振其气？要当制置令勿败耳。”
宋神宗“以为然”，因之说到战国时赵国名将李牧之事：“古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盖养士气，以一决成功。”
王安石说：“此所谓其节短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亦是意也。”
十一月二十三，因“监鼎州税、借职王晏晏赴三班院体量堪厘务”， “荆湖北路提点刑狱李平一等具析妄奏监鼎州税、借职王晏昏懦不实”，宋神宗下诏，“因依以闻”。
十二月初一，章惇上言，“衡、永等州溪峒猺人，因招谕纳土，乞并为省民。”
宋神宗同意，“从之”。
初二，“赠荆湖北路钤辖司指挥陈昌言、陈昌朝为光禄寺丞，录其子各一人为郊社斋郎，以攻狤狑寨死事也。”
十二，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构向宋神宗上言，“招谕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晏内附，录其地里四至、户口以数闻”。
宋神宗下诏，命章惇“详度处置”。
七年（1074）正月十九，宋神宗下诏：“荆湖路察访章惇具建懿州四至地里、所管户口、置官屯兵次第以闻”。
其时章惇上言，“南江州峒悉已平定，请建州县城寨”。
二月十三，宋神宗下诏给荆湖路察访、转运司，“勘会自措溪洞尝预征战土丁所当优□事状以闻”。
“后逐司言，乞与免七年夏税，死事者支孝赠物”。宋神宗“从之”。
三月初四，“知虔州、都官员外郎刘彞直史馆、知桂州。知桂州、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集贤殿修撰沈起令於潭州听旨。”
“初，广西转运使张觐言都巡检薛举擅纳侬善美於省地而起不之禁。
上批：‘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赏妄作，引惹蛮事，若不早为平治，则必滋长为中国巨患，实不可忽。宜速议罢起，治其擅招纳之罪，以安中外。’
於是中书请以孙构或康卫代起。
时构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卫知潭州。
上批：‘章惇不久赴阙，湖北事恐且须孙构照管，康卫不知其为人如何？若熊本可輟以往甚善。’”
“而王安石、陈升之等皆言，本方经画泸州夷事，泸、桂相去绝远，而广西即今须人应接；江淮发运副使张頡、知虔州刘彞恐可使代起，而彞便道趋桂尤近。”
宋神宗“乃诏遣彞，而又令以前日付起约束付之，且使彞体量起纳善美事。后彞体量奏至，仍命起知潭州。”
三月初九，章惇上言，“邵州新化县已建学，乞下转运司给水田二百亩为学田。”宋神宗“从之”。
四月十二，宋神宗下诏，“荆南、岳鄂安澧州第四等以下灾伤户，今年夏料役钱听蠲减。”
十九，根据章惇的请示，宋神宗下诏：“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县以卢阳为名。”（《九域志》云，沅州潭阳郡，熙宁七年，收復溪、黔、衡、古、显、敘、峡、中胜、富、瀛、绣、允、云、洽、俄、奖、晃、波、宣十七州，即唐敘、锦、奖州地置州。治卢阳，领卢阳、麻阳、黔阳三县。《食货志》云，章惇初筑沅州，亦有屯田务。）
五月初一，“河北都转运使、祠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瑾为天章阁待制、知瀛州。”
起初，“王安石既罢李师中瀛州之命，因荐章惇可用。陈升之亦欲用惇。”
宋神宗说：“惇，但能作吏文耳。”
王安石说：“惇，吏文麤（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
其时参知政事韩缜尚未离朝，宋神宗“欲復令缜还任”。
王安石说：“惇，非缜所及也。”
蔡挺说：“缜在瀛州非理惨虐。”
王安石坚决请求起用章惇。
俞充说：“不知契丹事与南江孰大？”
王安石说：“臣知惇可以为帅，非为其了南江事未了南江事，臣已知惇可以为帅。
若待试其当得契丹然后用，即韩信何由倔起为大將当项羽？”
宋神宗“乃许”，这才答应。
其后，“荆湖北路转运使、司封郎中、直昭文馆孙构为太常少卿、直龙图阁，知辰州、宫苑使石鑑为皇城使、忠州刺史。祕书丞、转运判官沈叔通，通判辰州石禹勤各减磨勘三年。章惇乞赏构等馈军之劳也。”
“荆湖北路转运使、太常少卿、直龙图阁孙构为集贤殿修撰，令久任。权通判辰州、著作佐郎谢麟迁太常博士，换西上閤门副使、知沅州、兼缘边溪洞都巡检使。以章惇言构赏薄，及乞换麟官且迁擢之。”
六月十八，宋神宗下诏，“措置懿、洽蛮事勾当官，第一等京官减磨勘二年，选人循一资，余减年注家便官。从察访章惇请也。”
七月二十四，宋神宗下诏给荆湖北路转运司，命其“相度沅、锦、黔江口三处置博易场与蛮交易可否以闻”。“后本司委知沅州谢麟相度，麟言：‘置务博买，则均平物价，招抚蛮獠，新附之人，日渐驯熟，永息边患。’”
宋神宗又“下其事三司”，时章惇兼领三司长官“三司使”，“亦以为便”。宋神宗“从之”。
八月十八，“命知制誥、直学士院章惇为河北西路察访使”。
十一月初十，“赐江淮发运副使张颉奖谕敕书，并银绢二百。”此前，章惇向宋神宗上言：“搆置梅山，实自颉发之。”宋神宗下诏给张颉，命其“具元奏事节以闻，故有是诏“。
八年三月二十四，“沅州奏：‘比建州学，今听读者已多。乞赐国子监书，庶一变旧俗，皆为礼义之民。’”宋神宗同意，“从之”。
十一月，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构向宋神宗上言：“下溪州刺史彭师晏等十人内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筑下溪州城寨。”
“时南江新定，师晏据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难制。弼以谋间其党保静、永顺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师晏举族为诸酋所攻杀，仅以身免。弼乃为书，委其用事首领周兴，谕以祸福，师晏遂与兴及众数千来降。
弼取地筑城寨五。
弼，永州人也。”
十二月十二，孙构又上言：“沅州招纳伪地、林、锦等十三州归明，得户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逐州分认岁入课米，以盐酬之。州界远者六十里，近者四十里。请补知州等官。”
宋神宗下诏，“授地、林、锦州杨昌蛮等十三人为班行军将”。
梅山
参考资料：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至二百四十七》，魏泰《东轩笔录·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