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沈醉可以作证：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老吴当天津站站长的时候，戴笠已经坠机，军统也已经缩编为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是吴敬中最后一任军职——军统和保密局都是军队建制，在编人员都有军衔。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吴敬中原名吴景中，是我方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回来后因为贪图高官厚禄而当了叛徒，沈醉在回忆录中至少三次称自己这位“同行”兼“好友”是“叛徒”。
吴敬中和沈醉怎么能成为极要好的朋友，这得从他们的工作说起：吴与沈不但是特务同行，更是总务同行，军统的“总务”相当于“后勤”，那可是肥得流油的美差，吴敬中和沈醉之间有多少秘密交易，他们当总务处长和科长的时候捞了多少金条，戴笠不知道，毛人凤不知道，连同样喜欢金条的郑介民也不知道。
吴敬中和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同届不同班，与老蒋的儿子蒋建丰同届又同班，所以小蒋逐渐接管老蒋大权的时候，郑介民开始受到重用，他当局长的“国安局”直接管辖保密局改成的“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潜伏者、原军统行动处少将处长、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参加“联席会议”的时候，还能看到郑介民坐在主位或小蒋身边，对毛人凤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人凤1956年挂掉，一方面是失去蒋家父子宠信，另一方面也是被郑介民欺负得太憋屈了。
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回忆：郑介民这个“国安局”局长的权力大得没边儿，不但毛人凤的情报局归他管，就连“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警备总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原中统）”、“内政部警察总署（唐纵当过署长）”都要定期向郑介民汇报工作。
毛人凤和唐纵再也惹不起郑介民，是因为他们都知道，郑介民的身后有一个“好同学”，想挤掉他并取而代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要发问了：既然吴敬中的两个同学都这么厉害，为什么他却从军界和情报界消失了？郑介民死后，小蒋不应该让自己的“老吴同学”接班当局长吗？
吴敬中的“消失”，跟他从天津出逃后被毛人凤逮捕无关，因为当时逃跑的将军实在太多了，而且那些“长腿将军”基本都“起复委用”，有的还步步高升，老吴只是在天津被围前出逃而没有被俘或投诚，再加上小蒋亲自出面作保，所谓的“弃职出逃”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小蒋喜欢用年轻人，老吴当年确实也不老，他比郑介民小六岁，比毛人凤小五岁，从天津出逃的时候也才四十六岁，放在今天，那就是个年轻干部，离退休和退役还远着呢。
吴敬中四十六岁前，还当过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那都是少将军衔，我们看沈醉回忆录就知道，在军统西北区，吴敬中的前一任是程一鸣，程一鸣调回局本部当行动处长，吴敬中接任区长，而程一鸣调任行动处处长是1943年（有史料说是1945年，可能错了），也就是说，吴敬中担任西北区少将区长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年轻的吴敬中是军统情报和电讯专家，要是回到局本部，魏大铭和董益三都得靠边站，但是很显然，老吴更喜欢当“封疆大吏”而不愿意当“京官”——电讯处虽然也有采购的生意，但是在老吴看来，那些钱自己只能过过手沾点油，肥肉是吃不上的：戴笠、郑介民、毛人凤都很精明，揩他们的油不容易，而且管总务的沈醉也不是省油的灯，就是有点残汤剩水，也会被他喝掉大半，吴敬中碗里连个油花儿都不会有。
吴敬中知道自己经历复杂出身特殊，当局长副局长是不可能的，少将也是他军衔天花板——叛徒到哪个阵营都会被另眼相看，掌管情报系统是不太可能的，当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小蒋同学已经尽了全力。
既然没有了上升空间，吴敬中就只能“横向发展”，也就是捞金条美钞了。电视剧中吴敬中捞的斯蒂庞克轿车只换了七根金条和两沓美金，在吴敬中眼里那不过是毛毛雨，跟沈醉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抗战胜利后郑介民和沈醉从上海倒卖汽油到重庆，每桶能赚一两黄金，郑介民一次就卖了一千桶，沈醉那次也卖了五百桶，读者诸君可以算一下，那些金条能买多少辆斯蒂庞克。
当年的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沈醉虽然一直在帮着副局长毛人凤对付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郑介民，但是有五百两黄金可赚，他还是会选择与郑介民合作，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尽心竭力，确保大家都有钱可赚。
从军统临澧特训班出来后，吴敬中去郑介民为所长的中苏情报所当了总务科长，沈醉几次升迁，也当上了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两个“教官”都变成了“总务”，如果他们共同的学生店小二许忠义确有其人，那就一定会替两位教官高兴：军统局油水最大的肥缺，被我的两个老师瓜分了！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中苏情报所成立时间比中美情报所还早，而且苏联人比美国人大条，花钱也更大手大脚。中美所连戴笠都说得不算，而中苏所则是郑介民负责全面开销——这开销是由苏方提供、中方花，花钱的就是总务科长吴敬中。
美国特工既狡猾又嚣张，而苏联特工只认烈酒列巴，所以吴敬中和郑介民的日子过得很舒坦：老吴经常到国外采购特工装备，回来的时候里三层外三层套着好几件国际品牌的西装，老郑每次都有份儿，小蒋得了多少，史料没有记载。
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吴敬中不用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报账，但是两个人却可以合作：沈醉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国内，而老吴则有“外贸”之权，所以这对“好朋友”的配合得十分默契，感情也是相当深。
当年吴敬中为了跟戴笠套近乎，不惜出卖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沈醉当时也没少替吴敬中操心——戴笠懒得见，沈醉说好话促成见面后，还在一旁陪着：“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个叛徒，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我碍于情面，只好同意陪他去一趟。只要看到戴有不高兴的表情，就可以催促吴快点走。”
沈醉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精明人，他能为吴敬中考虑周全，自然是不想丢掉这个生意伙伴。
吴敬中和沈醉联手做生意，究竟有多赚钱，我们看沈醉回忆录就能知道——抗战胜利后，沈醉先去了吴敬中当区长的西北，还到延安转了一圈：“我们乘专机跑了十来个省市，西安买玉器方便，而且货真价实，因为西安这个古都保存着许多民间的或从古墓中盗出的玉器。去各地清查没收的日伪财产时，跑遍了十几个省，也不过捞到几十根金条，与郑太太（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芳）这种贩卖鸦片的行径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年的军统就像三国：戴笠死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足鼎立，吴敬中、沈醉等处长站长就是他们手下的大将，谁给的金条多就跟谁混，外面的区长站长和里面的处长做了多少秘密交易和生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吴敬中和沈醉都是人精，这两个人精能处成好朋友，其中的缘由，李涯不用把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也能算个八九不离十：沈醉捞到几十根金条还嫌少，吴敬中又岂能只满足于斯蒂庞克和玉座金佛？军统这两个管总务的处长和科长，赚个几百根金条，那还不是易如反掌、探囊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