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计量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金融“五篇大文章”质效？

2025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对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的统计对象及范围、统计指标及口径、统计认定标准和数据采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其中，绿色金融是“五篇大文章”中最早进行专项统计报送的重要业务领域之一。

早在今年2月27日，金融监管总局与央行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这是金融监管部门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后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

《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5年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并确定了包括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进资产组合和自身运营低碳转型，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和深化绿色金融机制建设五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还要求金融机构加强组织保障，通过责任落实、监督评价和协同合作保障有效落地。其后，各地陆续发布行动方案。如2025年4月，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部门印发《关于统筹做好深圳绿色金融大文章，支持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的行动方案》。

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有何战略意义？如何达成《实施方案》要求的目标和重点任务？怎样落实碳核算和信息披露要求？如何实现绿色金融政策与国际接轨？怎样有效避免“洗绿”风险？如何发挥科技优势赋能绿色金融业务？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就上述相关话题访谈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中信银行大客户部总经理、绿色金融负责人殷亮和哈尔滨银行公司机构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杜尔玏。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受访者供图/图）

中信银行大客户部总经理、绿色金融负责人殷亮。（受访者供图/图）

哈尔滨银行公司机构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杜尔玏。（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五年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有什么战略意义？它将如何重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底层逻辑？

王遥：《实施方案》是我国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的进一步完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具体路径。通过加强对重点领域支持、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进低碳转型和增强风险防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球碳中和共识的强化和美国能源政策的大转向，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来巨大压力。随着《巴黎协定》全球盘点机制的推进和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实施，我国面临着极大的降碳压力和碳关税压力。未来五年是碳达峰的关键期、吃劲期，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导向逐渐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此次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以及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都致力于从市场角度引导金融资源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低碳转型倾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双碳”目标的达成，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殷亮：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列为重要任务。《实施方案》是落实两会精神，践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意见的重要成果，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体现。

杜尔玏：《实施方案》是未来5年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路线图”，旨在通过明确政策引导、布置重点任务、强化组织保障，构建强劲有力的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政策和市场双向发力，切实推进“双碳”目标的达成。

南方周末：截至2024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4.16万亿元，两项业务规模占世界第一。如何进一步落实《实施方案》重点任务？

王遥：《实施方案》明确将加强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放置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碳市场建设”四大方向上。这一集中支持的策略有助于更高效的配置金融资源。金融机构要将资金配置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殷亮：当前我国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格局初现。截至2024年末，全国绿色信贷余额达36.6万亿元，占本外币贷款余额比重突破12%，连续三年保持15%以上增速。市场结构呈现两大特征性转变：一方面主体多元化，国有大行市场份额占比从82%降至68%，城商行绿色贷款同比增长47%，服务对象向中小微实体下沉。另一方面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继绿色债券后，转型类债券保有量突破2000亿元，钢铁、化工行业占比达65%；碳远期、掉期等衍生品交易额同比增长210%，形成“信贷+债券+衍生品”立体化融资矩阵。

从下一阶段落实《实施方案》重点任务的方向来看，考虑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是落实政策的重要抓手，下一阶段，要从规模驱动转向制度创新。目前绿色金融市场正经历从“政策红利期”向“制度攻坚期”的切换。央行推动的“转型金融目录”逐步纳入统计标准，有望统一信贷与债券标准；粤港澳大湾区试点环境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碳核算精度提升至95%以上。但破解深层矛盾仍需构建“标准-数据-产品”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从规模竞赛转向价值创造。

杜尔玏：正如《实施方案》所要求，各类型银行要将绿色发展提高到战略层面，尤其是区域性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禀赋、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有的放矢地将绿色、低碳、高效元素融入自身产品和服务。

南方周末：落实《实施方案》面临哪些问题或挑战？

殷亮：第一是产品结构失衡问题。产品结构不均衡，绿色信贷占比过高（国内绿色贷款余额超36万亿元），而绿色债券、保险等产品规模较小。市场需进一步多元化。

第二是标准与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国内绿色金融界定与国际标准尚未完全接轨，绿色信贷（人行《绿色贷款支持目录》）与绿色债券（发改委《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还存在一定差异。与此同时，标准体系碎片化问题较大，例如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与中国标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互认率仅为70%。这导致跨境融资重复认证成本增加30%。此外，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等配套机制仍需完善。例如，部分企业碳数据采集困难，影响风险评估精准性。

第三是中小微企业碳核算能力不足：目前大型企业都在自建团队自建系统开展碳核算、碳管理等工作，而中小企业因成本原因，碳核算能力欠缺。

杜尔玏：上市银行2024年度报告显示，中国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比超20%，农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比达19.95%，建设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比达18.5%。从这方面看，实现《实施方案》中提升绿色金融业务比重的目标相对乐观，但整体目标中的提升金融专业服务能力、提升碳核算、气候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水平、深入推进国际合作交流等，仍对中小金融机构有较大挑战。

南方周末：《实施方案》中提到了碳核算问题。算清楚账才做得成事。有何可借鉴的经验？金融机构在其中能做什么？

王遥：碳核算是构建碳市场，发展碳金融的基础，碳核算的准确性决定了碳金融发展的边界。在碳市场建设方面，欧盟碳市场建立了与金融结合的法律制度，明确了碳排放权作为金融工具的地位，并将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纳入金融监管。

中国碳市场建设可参考相关经验做法，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碳金融产品》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出台并完善碳金融产品开发管理办法，对碳金融产品的设计、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等进行规范。同时，推动构建全国统一的碳资产质押融资制度规则和操作指引，并针对碳期货市场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明确碳资产的质权属性。所以碳核算、碳市场、碳金融要结合起来看，形成有机的整体。

殷亮：我国碳核算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数据来看，重点控排企业碳排放核算覆盖率不足45%，中小控排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完整度不到20%。对中信银行来说，一是我们会加速推动企业和个人碳账户建设，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促进创新金融服务。二是会积极创新碳金融工具：推动碳质押融资、碳排放挂钩贷款等产品，不断丰富碳金融产品供给。三是强化政银企协同，通过搭建绿色低碳平台，联合政府部门，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碳排放测算，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此外，我们会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将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对重点项目碳排放情况的评估、核查，提升绿色金融环境效益数据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南方周末：《实施方案》也提到绿色金融要与国际接轨。目前这方面的进度如何？如何进一步接轨？

王遥：《实施方案》中明确，坚持包容互鉴，加强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与互认是夯实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基础。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绿色项目认定、评估方法和披露要求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跨境绿色资本流动的效率。近年来，中国坚持积极推动国际规则共建。2022年，中欧牵头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发布了《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EU-China，CGT），提高了两个最大绿色金融市场分类体系的互操作性；2024年，由中国、欧盟和新加坡共同编制的IPSF《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正式发布，增强了中国、欧盟和新加坡之间的绿色与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可比性和互操作性，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发挥更大的作用贡献力量。

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主要国际机构的合作。一方面，推动国际主流绿色金融标准的对接与互认；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欧盟等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国情及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投资等方面的绿色金融发展实践，构建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的绿色金融标准与体系。例如，在ESG标准和方法学方面，中国在借鉴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标准体系的同时，需结合我国的国情特点，将“双碳”、可持续发展等当下重点战略目标纳入到ESG指标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指标内容与指标体系；在碳市场建设方面，这个前面也谈到了，还是要借鉴欧盟碳市场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也要突出我国碳市场的特色。

南方周末：对于绿色金融，怎么重视“洗绿”风险都不过分。如何防控“洗绿”风险？

王遥：有效识别并重视防范“洗绿”是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政策引领与标准建设。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与绿色新型产业发展需求，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操作指引、实施方案和指标评价等行业规范与标准，更好地服务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二是尽快出台详细的强制ESG信息披露相关指引性政策要求，并针对ESG指标体系与披露要求给出更加明确详细的规范指引，通过强制披露要求“自上而下”地推动市场重视ESG水平提升，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助力金融机构客观、明确地识别“绿色”和“转型”项目并给予资金支持；

三是强化内部监管、外部合作与第三方市场建设，鼓励更多专业、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企业ESG绩效考核、绿色信用评价等研究工作，配合监管部门完善统一标准的制定，通过鉴证等合作提高信息披露的客观性，为市场提供更多价值标尺。

杜尔玏：需要建立一套“政府监管+市场自律+社会共治”的立体防线。政府监管从统一绿色认证标准着眼进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从资金用途、环境影响着手，适当引入权威第三方机构对绿色项目进行独立鉴证，确保数据真实性和核算方法合规；社会层面建立针对融资主体“洗绿”行为的黑名单制度，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监督，对虚假宣传主体实施限制，并完善法律追责机制。

南方周末：我国金融科技走在世界同行前沿。如何以科技力量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王遥：以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是全方位赋能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作。未来，可加大探索“科技+绿色金融”的融合应用，研究构建适合金融业稳健运行的金融科技及绿色金融发展体制，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手段优化绿色金融服务渠道，改进业务流程，特别是在强化ESG风险管理能力与信息披露准则要求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进行绿色企业和项目智能识别、碳核算与环境效益测算、环境信息披露等，也可助力精准识别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中面临的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认定等难题。

殷亮：《实施方案》提出，进一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加快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建设，根据自身实际，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不断提升绿色金融管理水平。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在绿色金融场景中加速技术融合与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覆盖业务全流程，打造智能识别、动态风控、碳金融创新、平台协同及数据治理为一体的绿色金融科技支撑能力。

杜尔玏：具体而言，运用大数据与AI模型做好企业ESG画像、碳足迹画像，发展ESG挂钩贷或者碳挂钩贷等创新产品；利用供应链交易数据构建动态风控模型，结合AI监测环境风险指标，防范“洗绿”行为；引入知识图谱与压力测试框架，模拟不同脱碳情景下的资产风险，比如高碳行业在政策收紧下的违约概率测算；利用区块链与智能合约技术助力碳金融创新，比如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碳排放权质押管理系统，确保碳资产可追溯性，并整合碳足迹数据，优化信贷投放。

总之，通过技术赋能让银行保险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实现从项目识别到风险定价、从产品创新到生态协同的全链条优化，推动绿色金融向智能化、场景化纵深发展，为全球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范式。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赵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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