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梁启超高度赞誉为“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的曾国藩，因剿灭了太平天国，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青年毛泽东也有“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的评价。
曾国藩的好友王闿运评价说： “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准确地概括了曾氏行军打仗的一大特色——“稳慎”。
曾国藩军事上的“稳慎”观，是对中国传统兵学“慎战”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兵法智慧中，有着浓厚的“慎战”思想，即慎重地对待战争，既不轻言战事、草率用兵，更不耀武扬威、穷兵黩武，反对动辄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
《孙子兵法》第一篇就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起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孙子对战争利害关系的辨析中，尤为重视对战争危害性的研究，譬如他讲：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急功近利、穷兵黩武是人性一般的弱点，作为军事家的孙子，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复杂性，他最反对的是轻率鲁莽，他研究战争问题的出发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慎”字。
“慎战”思想是孙子作为一代军事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也是孙子对战争的人性化思量，他并不崇拜武力，也不迷信使用武力。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从明确指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还主张不以兵强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都表明老子在本质上对战争是反感抵触的。老子对战争应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
然而，面对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指出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主张慎战。“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强梁者不得其死”。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战争的态度表现为慎战。《论语·述而篇》云： “子之所慎：斋、战、疾。”概括出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孔子反对鲁莽行事、不打无准备之仗，反对不义战争。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战争文化的核心。严肃对待战争，必须注意言战议兵要慎重，而不能有勇无谋，轻易言战。
对战争的慎重态度，并不意味着反战、不战。儒家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对于正义之战，他们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孔子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竭力维护“礼战”的合法性。
《论语·述而篇》载： “子路曰： ‘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孔子赞扬颜回行为举止得当，责怪子路好勇无谋。既然战争是危险之事，就必须慎重考虑。当避免不了之时，就必须争取胜利。争取胜利，就必须于战前周详计划。徒凭勇气以战，终必败亡。
曾国藩继承传统军事思想中“慎战”的思想，主张“稳慎”，反对“浪战”。
咸丰七年，曾国藩曾一再劝告其弟曾国荃“不求近功速效”，“无好小利”，“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
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十余城，曾国荃部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捷报，又喜又惧，连写两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他生怕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告诫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
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救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胜利在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多次劝道， “望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望“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其实，距写此信只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却也说明， “稳慎”在曾国藩的兵法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极力称赞萧启江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亦是佐证。
正因为主张“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反对不知战事深浅的轻浮之举。他批评说：
“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因此他称赞李续宾“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又赞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不打无把握之仗，本兵家常识。
而曾国藩所说的“浪战”，不仅指无把握之仗，也指那些仅有小胜小挫的胜负不分之战。因为他认为， “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日。”因此他主张“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
曾国藩甚至常告诫诸将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数月不开一仗，可使士卒身心强健，斗志昂扬，战机一到，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胜负的迟早与快慢问题。不浪战，或数月不开一仗，似乎取胜甚慢，其实，欲速反不达，形慢而实快。曾国藩说：“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战争的快慢、迟早，决定于机是否灵活，势是否酣足。浪战者，是极不审“机势”二字的人。
由于力求“稳慎”，故曾国藩不赞同“兵贵神速”之说。朝中要员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攻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将战事推诿给梁孝王的故实，力陈“兵贵神速”之义。曾国藩在回信中却盛赞周亚夫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
国藩之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
为什么他作“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 “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见过，不如稳慎而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 “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道： “机事殊不易审，稳定尤不易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