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24日，星期三。
深夜，张辛泰坐在书桌前，郑重地在纸上写下了“悔罪书”三个字，回顾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高位，又如何一步步迈入犯罪的深渊……
“别人会犯错误，但我不会，因为我是特殊的人！”这句话，在张辛泰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在别人面前说过多少次。为什么“特殊”，因为张辛泰拥有一个荣耀的革命家庭，和一个令人羡慕的红色履历。
张辛泰的父亲张禄增1931年参加红军，是我军卫生事业的奠基人，曾经还担任过白求恩的手术助手。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禄增历任总后卫生部部长、总后副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让张辛泰从小到大都走得顺风顺水。中学毕业之后，他本有机会去苏联留学，只是因为身体不好，才进了唐山铁道学院。刚进大学不久，张辛泰就入了党，还没毕业就留校开始半脱产工作。
在学校工作了几年后，张辛泰被调到铁道部大桥局，参与建设了成昆铁路和焦枝铁道新线，还去越南、坦桑尼亚参加过铁道建设。
十年政治风暴期间，张辛泰遭受到冲击，恢复工作以后，从最基础的技术员，一步步走上了铁道部副部长的领导岗位。彼时只有46岁的张辛泰，还在“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和张辛泰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张辛泰工作雷厉风行，文件从来不过夜，说话办事干脆利索，绝不拖泥带水，含含糊糊。平时张辛泰还总爱往基层跑，尤其爱去那些没有被安排好的地方，为此甚至两次险些被人打。
就是这样的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赢得了铁道部上上下下一片赞誉。但在这一片赞誉声中，张辛泰开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记得刚当上副部长的时候，张辛泰经常穿着一身普通的中山装，坐着上海牌小轿车出入各种会议。有几次因为太过于朴素，张辛泰的汽车不能靠近会场门口，还要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拦盘问。
原本张辛泰觉得没什么，可看到那些和自己职级相当的人，坐着进口高级轿车，穿着笔挺的西装，受到很好的礼遇后，张辛泰的心里开始不平衡了。
为此，张辛泰特地订做了毛料西装，买了像样的皮鞋，汽车也换成了进口的豪华车，再也没有出现过被人到处“撵”的情况。
后来张辛泰在走访职工家庭的时候，看到普通的工人家里都已经铺上了木地板，整个家里装修精致，时髦的家用电器摆满了屋子，他的心里又不平衡了，自己一个堂堂的副部长，生活居然还不如普通工人。
这样的落差，让张辛泰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一次去干休所看望父母的时候，张辛泰结识了总后管理局的女干部李春花。来往了几次以后，办事豪爽的李春花给张辛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请李春花办事，张辛泰让她帮自己买一台进口彩电，没几天彩电就拉到了家里，张辛泰按照当时的国家外汇牌价，付给李春花2700元。但张辛泰不知道的是，李春花是在黑市套换美元给他买的电视机，整整花了4950元。
每次张辛泰问李春花这些钱够不够时，李春花总说够了。实际上，李春花压根没想要张辛泰的钱，但张辛泰硬要给，李春花就少收一点，和副部长做个不等价的交换。
自此之后，张辛泰和李春花的来往就一发不可收拾，今天帮亲戚买台电冰箱，明天帮别人买台大彩电。尽管张辛泰每次都按数付给李春花钱，但实际上李春花至少要少收一半多的钱。
随着李春花和张辛泰一家的关系越来越好，李春花干脆直接往张辛泰家送东西，每次给张辛泰的理由都是别人送给自己的，自己用不着，也不好算钱。就这样，一个投其所好，一个贪心不拒，彼此之间心照不宣。
李春花“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做法自然有她的用意。1989年6月，李春花来到铁道部办公大楼，不用秘书通报就径直走进了张辛泰的办公室，将一张计划外车皮申请表放到了张辛泰的办公桌上。
当时铁道部虽然已经对集体审批车皮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但张辛泰还是答应帮忙试试，还亲自跑到运输局，看着下属在申请表上签了字，一整列计划外的运输车皮就这样签出了。
拿到申请表的第二天晚上，两箱“五粮液”出现在了张辛泰的家中。尽管张辛泰不喝酒，但还是收下了。
更加戏剧性的是，后来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因贪污受贿被揭露，张辛泰一边代表组织查贪官，一边却利欲熏心做贪官，思想上丝毫没有触动，反而还觉得他们冤屈。
1990年，李春花因向铁道部门行贿送礼被羁押，供出了和张辛泰交往的经过。组织上立即成立调查小组找张辛泰谈话。在此之前，张辛泰已经知道李春花“出事”了，便和老伴编造了一套谎言，将收受的贿赂全都推到了老伴身上，企图将自己摘干净。
但谎言终究还是谎言，张辛泰编造的说法漏洞百出，当调查小组将证据摆在张辛泰面前时，张辛泰彻底沉默了，下决心向组织实话实说……
写完长达十页的悔罪书之后，张辛泰长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似乎轻松了不少。第二天一早，张辛泰自己坐上公共汽车去自首。混夹在芸芸众生之中，听着周围自由自在的谈笑声，又想到自己即将要去的地方，张辛泰只能暗自神伤。
“我基本上就是个法盲，我从没想过我做的事情会跟法有什么关系。”面对组织，张辛泰痛悔地说道：“我入党都34年了，这回党籍没了，我还希望能重新入党，重新体会组织上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