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文长
贺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开国元帅。1914年，年仅18岁的贺龙便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至今仍家喻户晓。在1924年至1936年间，贺龙曾率部四抵铜仁开展革命活动，他待人热情诚恳、豁达大度，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与铜仁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入铜仁整军，救民水火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1916年，在做了83天的皇帝梦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从此四分五裂，陷入长期的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
青年时期的贺龙，对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十分敬仰，满腔热血追随其开展民主革命。1922年夏，贺龙响应孙中山号召，率部援川。1923年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贺龙归其指挥。经过几个月的激战，讨贼军先后击败军阀袁祖铭、杨森，夺回了四川的控制权。同年11月，孙中山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4年2月，重庆失守，贺龙率部撤离江北，辗转进入成都，后退出四川，向贵州转移。
8月7日，贺龙与汤子模部驻防铜仁，共约6000人。贺龙入城后，了解到当时的铜仁因军阀战乱，匪患四起，人民极度贫苦，经济十分萧条。早年曾在川湘黔边赶马贩盐的贺龙对老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下定决心为穷苦百姓谋利益。因此，驻铜仁期间，他革除弊政、整军经武，当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贺龙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民清除匪患，保地方安宁。他派出部队肃清各路土匪，活捉“保路队”杨毛崽、铲除大土匪蛮老师、打跑匪首李老九、除掉匪首汤和清等。铜仁城附近的土匪于是销声匿迹。
贺龙做的第二件事，是惩治邪恶，保护工商业。贺龙主动结交工商界的地方名流，如商会王诚斋、罗达成等，听取他们的建议，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和合理要求，惩治地方和军内贪赃枉法分子，给工商业者伸张正义，赢得了工商界朋友的信任和爱戴。
贺龙做的第三件事，是招贤纳士，练兵扩伍。作为军事统帅，贺龙爱才如命，他在铜仁结识了严仁珊、秦光远等人，对他们委以重任，部队如虎添翼。与此同时，贺龙抓住机会整军，尤其重视军队制式训练，以培养军人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品格。
贺龙于1924年9月离开铜仁向湘西进军。当时，他密切关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基于上述原因，贺龙曾派刘达五带着他给孙中山的亲笔信奔赴广州，表明拥护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的决心。刘达五到达广州后，因孙中山抱病，并未见到孙中山，只好在广州等待时机。不久，孙中山北上后在北京逝世。这段时间内，刘达五对广东进行了充分考察，他将共产党人在广东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报告给贺龙，让贺龙看到了中国新的希望。
思想上推动，誓师北伐
1924年12月，贺龙率部占领澧州。1925年2月，熊克武任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贺龙部队在湖南的发展，让一贯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感受到了极大威胁，他将贺龙视为隐患，欲除之而后快。但鉴于贺龙雄踞澧州已既成事实，赵恒惕不得不同意贺龙留湘，并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1925年10月，赵恒惕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讨伐贺龙。面对强敌，贺龙被迫撤离澧州，几经浴血奋战，最终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退至铜仁。
1926年初，天气寒冷，部队筹粮不及，生活困难。贺龙邀请铜仁商界人士共商军政大事，不少工商业者伸出援助之手，纷纷捐款捐物。商会会长王诚斋主动捐献100多匹黄州土布和600多块银元，周逸群的岳父伍文彪也积极将几十挑存谷捐给部队。贺龙还派秦光远到松桃牛郎剿匪征粮，卓有成效。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贺龙部顺利渡过了寒冬缺衣少粮的难关。
贺龙这次率部驻防铜仁，从历史的长镜头来观察，不论是对贺龙个人，还是对铜仁本地，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贺龙个人而言，驻军期间，贺龙通过周逸群的亲友读到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革命刊物，从中了解了一些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这对贺龙早期寻找革命真理产生了极大的启发。他在回忆这一情形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这对于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对铜仁而言，贺龙驻军期间，铜仁各县及周边地方有志青年相继投奔贺龙部队。贺龙将这些部队整编为6个独立团，加上原有兵力，全军约2万人，实力大增。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北伐和南昌起义的重要力量。
1926年5月，得知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已出兵湖南的消息后，贺龙率部在铜仁誓师北伐。县商会代表铜仁各界民众，将写有“勋高三楚，威震汉江”的锦旗赠送给贺龙部队，感谢他两次驻铜期间从严治军、理政为民、兴利除弊、保地方安宁之功绩。8月，贺龙在湖南常德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此时，周逸群奉命率北伐军左翼宣传队从长沙到达常德，具有相同革命理想的两人得以见面。在贺龙的挽留下，经组织同意后，周逸群出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开始着手改造这支旧式军队，培养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军政干部，开办师政治讲习所；建立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制定政治工作制度，配备政工人员；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的组织。
此后，在黄金口、斗湖堤等战斗中，贺龙部骁勇善战，立下显赫战功。周逸群在贺龙部队中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贺龙及其部队更加倾向革命。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贺龙选择了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同年8月，在经受南昌起义的重大考验后，起义军南下至瑞金休整，贺龙在此经周逸群、谭平山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扭转了危局，创建苏区
贺龙第三次到铜仁是1934年，距他上次离开铜仁已经过去了7年。这7年，不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贺龙也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
贺龙这次到铜仁，正是他率领的红三军处于危难之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在强大敌人的攻势之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失守，红三军被迫四处转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部队也锐减至3000多人，此时的红三军缺少物资，举步维艰。贺龙指出：“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
根据形势变化，红三军选择进入贵州。经过多次战斗，6月19日，红三军抵达沿河县之枫香溪。在贺龙的建议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讨论多次研究却未能实现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通过了贺龙关于在黔东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提议。会议之后，红三军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34年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沿河县召开，到会代表130余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等6项决议。选举出以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朱绍田、孙秀亮等80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贵州工农大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特别是土地革命的开展，让穷苦农民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发自内心地说：“红军来了，穷人的骨头也重了几斤！”
作为红三军的将领，贺龙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坚持节衣缩食，以模范行为给广大干部、战士作表率。他经常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群众甚至难以分清谁是军长，谁是战士。
对有困难的群众，贺龙想方设法予以救济。行军途经印江沙子坡一山寨时，得知几户百姓的房子被土匪烧掉，无栖身之处，贺龙率红军帮助其搭茅草棚，每户还发救济款20多块银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贺龙的身体力行，使根据地人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跟着红军走才能得解放的道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自卫队、游击队，为红三军补充了4000余名新战士，“枪多人少”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三军对敌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革命政权更加巩固。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西征，跨越敌境5000多里转战到达贵州铜仁，于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此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曾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红军因为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才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红二、红六军团从此便团结在一起，成为红军一支重要的战略突击力量。
转战湘黔边，率部长征
木黄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立足红军长征战略全局，主动向湘西发起攻势，特别是占领桃源、进攻常德的军事行动，迫使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湘军回援常、桃。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此时，全国的革命局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逐步升级，其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但是蒋介石依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纠集10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红六军团所在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
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合在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突围远征，争取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做好突围准备，红二、红六军团立即在全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军事动员，并从后方和领导机关中抽调了许多人员充实战斗部队。
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直抵湘中、威逼长沙，打乱了敌人妄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的计划。蒋介石被迫重新调兵遣将，将原在湘黔、湘鄂防线上的守军撤离，派李觉纵队第十六师、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追剿”红二、红六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主动退出湘中，按预定计划向贵州转移。
1936年1月7日，红六军团取得了田心坪战斗的重大胜利，为大部队挺进铜仁扫清了障碍。随后，红二、红六军团进入铜仁下辖的江口、石阡，他们在此进行了休整。红二、红六军团政治部整理了各部队的政治组织，加强了政治干部配备，成立了教导营，开展政治学习和练兵活动。同时迅速开展地方工作，分区域制订了扩红计划，从连队到司令部、军团直属机关单位都动起手来，积极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对于自己的队伍，铜仁人民再次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他们为红军送军粮、修枪械、纳鞋底、做军衣，还有800多铜仁子弟报名参军。
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向红二、红六军团逼近。针对敌人攻势，1月19日，两军团负责人在石阡县召开会议。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果断地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立即撤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月2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率部队离开石阡，开始抢渡乌江战役。1月23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撤离石阡县境，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总之，铜仁地区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所衍生的精神气质是贺龙与铜仁人民结下不解之缘的情感纽带。历史潮流、浩浩汤汤。特殊的时代，共同的使命，把铜仁人民与贺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双方在革命道路上结为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共同参与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土地革命斗争，共同经历万里长征、抗击日本侵略者、参与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