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建民，今年61岁，出生在豫北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地方，交通闭塞，经济也不发达。

因为家里穷，我读到初中就辍学了，那时候，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是家里的老大。

父母常年在地里忙活，但日子总是紧巴巴的。

后来，村里有人介绍，我去县城的砖厂打工。

砖厂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比种地挣得多些。

再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前妻刘春梅。

她是县城里人，比我小两岁，生得清秀，也识字。

我们俩是在亲戚的饭桌上认识的，后来托人撮合，算是勉强成了一对。

那年我22岁，春梅20岁。

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张小飞出生了。

家里日子不算富裕，但有了孩子，生活总算多了盼头。

为了多挣点钱，我离开砖厂，去了南方的工地打零工。

那几年，通信不便，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我在外面拼命挣钱，而春梅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本该是夫妻一起分担的重担，却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时间久了，矛盾也来了。春梅觉得我不顾家，而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儿子六岁那年，我们离了婚。离婚后，儿子跟着她，我出外打工，生活仿佛重新归零。

这几天是腊月二十二，村子里已经有了些年味，街上卖春联、年货的小摊多了起来。

家家户户开始杀猪宰鸡，准备过年了。

可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过年的喜悦。

刚刚，我挂断了儿子的电话。

他说：“爸，今年过年你来吧，咱们一家人团圆。”我愣了几秒，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不用了，你们过你们的，我一个人挺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炕沿上，点了支烟，心里五味杂陈。 我们父子缘分已尽 ，这话我不是随口说的，而是发自内心。

离婚后，我继续在南方打工，几年后才回来。

那时候，小飞已经十岁了。

春梅再婚了，嫁给了一个开小超市的男人，听说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去看儿子，他却对我很冷淡。

当时我带了一辆遥控车给他，他放在一边，说：“我不喜欢玩。”

春梅站在一旁，语气冷冷地对我说：“你既然选择了走，就别指望他还会记得你。”我没说话，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

后来，我每年回家，总会去看看儿子，给他带些东西，可他始终对我很疏远。春梅的丈夫对他还不错，儿子喊他“爸”，而我这个生父，反倒像个外人。

有一次，我带他去镇上买衣服，想着好好弥补一下，可他却在路上对我说：“你以后别来了，我妈不喜欢你来。”那一刻，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样疼。

再后来，他上初中，我去学校看过他几次，他却把我当成陌生人。我给他生活费，他也不领情，总是冷冷地说：“不用你管。”

我想，也许是我太过自以为是了。我以为血缘可以弥补一切，可我错了。 没有陪伴的亲情，终究是脆弱的。

小飞结婚时，我收到了请帖。

那年，他28岁，春梅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他结婚，你要来，不然他会被人笑话。”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

婚礼上，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却始终没有机会说话。

他有自己的世界，而我，早已被排除在外。

婚后，小飞和他妻子在城里生活。他们没主动联系过我，我偶尔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简单的几句寒暄。他们有了孩子，我也很少见到。

直到去年，我病了一场，住了几天院。村里的邻居帮我打电话通知了小飞，他匆匆赶来，放下两千块钱，说：“爸，你好好养着，钱不够再跟我说。”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心里很复杂。

这几年，我知道他压力大，房贷、孩子上学，样样都要钱。我不怪他，我也不需要他养，但心里的疏离感却越来越深。

今天，他打电话来，说让我去城里过年。我听得出来，他是真心的，可我还是拒绝了。我知道，他是出于责任才喊我去的，而不是感情。

有些人，虽然有血缘，但感情早已淡了。我和小飞就是这样。过去的26年，我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而他也从未把我当成真正的父亲。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心的牵挂。

挂了电话后，我点起第二支烟，看着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村子里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夹杂着鞭炮的声音。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年也没什么不好。

亲情，有时候是心甘情愿的付出，而不是强求。我和小飞，或许早已走到了感情的尽头。

今年的年夜饭，我一个人在炕头上，泡了一碗面，喝了点酒，也算过去了。等春天来了，我打算去外地走走，散散心。人生已经过了大半，我不想再执着于那些得不到的东西了。

至于小飞，他有他的日子，我也有我的方式。这样挺好。我们父子，也算是缘尽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