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是奴隶制社会，秦到清都是封建制社会，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和农民，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也就是农田。

在这个背景下，土地分配问题是否合理，对皇帝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今天就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汉朝的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的思想。

封建集权政治下的社会到了末期，无一例外都会陷入相同的困境中：内忧外患严重，吏治腐败，贫富差距极大，土地兼并严重。

封建社会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旧政权灭亡，新政权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然后再次缓慢的循环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周期律。

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大臣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改革来解决这类问题，但全都以失败告终。

董仲舒力图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但在此之前，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汉朝允许合法买卖土地。

直接针对这一基本制度展开批判和讨论，难免显得有动摇大汉皇权基业的嫌疑。

为此，董仲舒巧妙的利用了汉承秦制这一历史事实，对秦朝的土地制度进行分析批判，以此来避开直接对朝廷制度的妄议。

秦朝废除了春秋战国的井田制，在董仲舒看来，这是导致土地私有化买卖出现的契机。（《文献通考·田赋考一》： “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秦世系表》曰：“自实，令民自具顷亩实数也。”）

井田制下，天下的土地都属于周天子，周天子仁慈慷慨的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全天下的农民，因为把农田划分成方块，很像“井”字，所以得名井田制。

土地是周天子的，诸侯王和士绅们无权变更土地的所有权。（“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

董仲舒认为周朝的井田制是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土地私有制，更别说买卖，但这种制度很明显影响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随着铁器工艺的成熟，农耕技术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井田制逐渐瓦解，秦朝建立后彻底废除了井田制——毕竟周天子都已经没了，土地买卖合法化，土地兼并的问题开始出现。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的政权，但历史上第一次土地兼并的高潮却是发生在汉朝，究其原因，有观点认为是秦朝持续的时间实在太短。

秦二代而亡，彼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未成为社会最严重的主要矛盾，秦朝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导致了秦朝的覆灭。

汉承秦制，秦朝面临的问题汉朝也躲不过，于是，在汉朝发生了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兼并高潮。

史书上记载，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和先秦多年的连年征战，社会经济和生产被破坏得几乎完全停滞，高祖刘邦乘车出行时甚至都凑不齐一队毛色一样的马。

西汉为此采用黄老之学，让国家修生养息，与民休息，轻徭减税，恢复人口和社会经济。

经历了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人的努力，也就是史称文景之治的天下大治后，西汉的经济达到空前繁荣，广大农民劳动者们的努力共同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繁荣。

但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和皇室权贵们篡夺了最大了利益，开始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

限民名田，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名”字做动词，指宣称，有名（主人，主权的意思），意思是适当的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

董仲舒提出这种主张是为了缓和汉武帝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西汉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中，地主和权贵们通过强权施压，占有了大面积的农田。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百姓的坟地，房屋也被掠夺。（“擅国权，侵夺民田宅”。衡山王刘赐“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汉初诸侯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汉武帝时代 “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

因为土地兼并运动而失去房屋和农田的百姓不计其数，这些流民对社会治安而言是极大的隐患，如果流民们聚在一起，形成武装势力，就会直接威胁到汉朝的统治权。

从客观上讲，董仲舒的思想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而提出来的，但他的理论注定难以长久持续，究其原因十分复杂，我们暂且从以下几个角度议论。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原话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很明显，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思想的动机是土地兼并运动高潮导致地主和农民的贫富差距巨大，百姓流离失所，只能做盗贼来维持生计，只有限制土地兼并，才能让平民有最基础的生活保障。

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先秦时期著名儒学先贤孟子的影响，《孟子》中“无恒产者无恒心”意为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才能有道德良知坚持操守，只有限民名田。

让更多人拥有房屋土地，这样才能避免农民因为贫困而变成盗贼或者起义造反。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董仲舒限民名田的思想是为了抑制汉武帝时期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现象——旧社会中土地等于财富，这是缘于封建制度下，最主要的生产关系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

一个理想的社会的阶级构成理应是社会最顶层的统治阶级和权贵的数量少，最底层的穷人的数量少，有一定田地和房屋的平民农民数量最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长久。

但自从土地私有化和买卖合法化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会越来越集中在地主阶级和权贵手里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汉书 董仲舒传》）

董仲舒限民名田的思想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和后续的优化方案。董仲舒提出要限制民间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运动，但他没意识到或者不敢认为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皇帝自己。

西汉时期，皇帝动辄把大量国家公有的良田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有功的文武大臣，外戚甚至能利用皇室的权威抢夺官僚阶级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想限制土地兼并运动的难度可想而知。

（《汉书》：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汉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

限民名田的目的则在董仲舒上书的原文中表达得很清楚，宽民力的意思就是减轻人民的负担，解放生产力。

西汉时期的土地兼并运动伴随着汉武帝开疆拓土对外战争一起进行，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代价都是由民间的百姓承担。

为此，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主张，均调社会贫富差距，尽力做到耕者有其田，解放劳动力，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口用于对外战争。

董仲舒的该政治主张虽然符合汉朝政权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因为董仲舒自己没提出更详细的具体实施方案，加上朝堂之上对该主张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太多。

最终没能持续下去，但西汉后世肯定了他的主张，进行了改革。（“不论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且以三年为期，到期过限，没收为官。”《汉书》）

汉承秦制，区别在于汉初天下平定后，文景二帝无为而治，以恢复社会生产和经济为主要目的，极少发动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时一改文景之治的政策，整个国家重新变成了吞噬人口和资源的战争机器。

汉武帝对外战争的丰功伟绩确实耀眼，但代价是文景二帝一辈子节俭操劳攒下的家业几乎被消耗殆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经济生产被严重破坏，民间怨声载道，甚至逼得汉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来反省自己穷兵赎武，大臣们也纷纷献策恢复农耕和经济。

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也是对此有所考虑：汉武帝的雄心壮志绝对不允许汉朝削减军队的消耗，那就只能从另一方面开源节流。

限民名田，轻徭赋税，解放民间生产力，既能缓和社会矛盾，确保内部稳定，让汉朝可以专心对外战争，又能避免百姓流亡，让汉朝有更多可利用的劳动人口或者战争兵力。

尽管董仲舒的思想举措作用甚微，但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尝试解决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问题的人，后世多人都效仿过他的政治主张，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董仲舒借古讽今，以批评秦朝的土地私有制来说明汉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提出了限民名田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解放生产力。

在土地私有化的大背景下，他的思想有着开创性的进步，后世封建政权面对末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时，所提出的对策或多或少都有董仲舒的影子，其历史意义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