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阴冷的春天，我刚满五岁。

记得我母亲总是躺在炕上，脸色苍白得吓人，还不停地咳嗽。

那时候，我们村子离最近的卫生院有十里的路，去一趟得花上半天时间。

父亲每次带母亲去看病，回来时她总是显得特别虚弱，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看到几个婶子匆匆往我们家跑，她们脸上都带着悲伤。

我跑回家，看见屋里挤满了人，母亲静静地躺在炕上，脸上却异常平静。

父亲蹲在墙角，肩膀不停颤抖着。

我用力推着母亲，喊“娘，娘！

可是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从那天起，家里失去了主心骨。

父亲要上工挣工分，就没人照顾我了。

每天早上喝一碗稀粥后，我就得在村里转悠一整天，饿了就在地里刨几个红薯吃。

村里人看见我，总是摇头叹息：“老张家那孩子可怜，连顿热饭都吃不上。”

两年后，父亲娶了邻村的李寡妇，她带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儿小红。

继母刚进门那天拉着小红的手对我笑着说：“木鸣，以后我就是你娘了，咱们是一家人。”可那只是假象，继母对我的态度很快就变了。每次分饭，她总会偷偷多给小红一个咸鸭蛋或一块腊肉，而我的碗里总是大碴子粥。

我不敢跟父亲说，因为他每天回来都累得倒头就睡。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我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村里的拖拉机站在招收学徒，我立刻报了名。

面试那天，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忐忑不安地等在拖拉机站的院子里。

站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浓眉大眼，语气不善但也不失温和：“小伙子，你想来当学徒？

这活可不轻松，要吃得了苦。”我攥紧拳头，坚定地回答：“我不怕苦，只要能学到技术。

拖拉机站的工作确实不轻松，天不亮就要起床，擦得院子里的拖拉机锃亮。

特别是下雨天，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冷得发抖。

但我从不抱怨，因为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

师傅王大叔待我很好，手把手教我。

他常说，修拖拉机要像给人看病一样，用心听、细心看。

慢慢地，我熟悉了各种零件，能听出发动机不同的声音代表什么问题。

继母没少在村里说我坏话，她总动不动对人说我是个没出息的修理工。

有时候我走在村里，背后总有指指点点的声音。

但这些我都默默承受，不抱怨、不辩解，只埋头苦干。

一九八三年初，继母突然改变了态度，主动张罗着要给我说媳妇，这反常的举动令我疑虑重重。

果然，她找到了邻村一个叫小兰的姑娘，说她腿脚不便，靠工作吃饭。

我一听就明白了她的用意——她是想用这个婚事羞辱我。

父亲受到她的印象，也开始催促我相亲。

我被迫答应了。

相亲那天，天空灰蒙蒙的。

那个叫小兰的姑娘虽然走路不便，但气质出奇地好。

她穿着淡蓝色布衣，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我知道你大概是被逼着来的，其实我也是。”她的坦诚让我吃惊。

虽说互相都带有被动的成分，但聊了很久后，我对她有了很深的印象。

小兰会织毛衣，做针线活，虽然腿脚不便，但她说：“我不怕吃苦。”

回家路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继母的“馊主意”反而让我们找到彼此。

也许，这正是生活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了最懂自己的人。

我和小兰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村里摆了几桌酒，继母一直板着脸。

新婚之夜，小兰轻声对我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陪着你。

她用布头缝了窗帘，用纸剪了些窗花贴在玻璃上，让这个小屋有了家的温馨。

开始我们的小日子虽然苦，但她织毛衣的手艺很好，不久便在村里传开了。

邻村的人也找她定做。

她说咱们可以做点副业，我也觉得可行。

我每天在拖拉机站上班，晚上回来就商量着要做些什么。

我们发现村里养鸡的人越来越多，但鸡苗和饲料都要去县城买，于是我们开始经营起养殖生意。

小兰虽然腿脚不便，但人很细致照料，连鸡生病了用什么药她都知道。

生意渐渐好起来了，我们存了一些钱，又开了村里第一家饲料店。

村里人都来买东西，生意越来越红火。

2003年，女儿考上了省重点大学。

全村人都来祝贺，连继母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她对我说：“当年是我不对，没想到小兰这么能干。

我笑着说：“要不是您，我可能到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

这些年，我对她的看法改变了，她无心的决定却成就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或许，正是因为继母当年的决定，我才能遇到小兰，成就今天的幸福。

如果你是我，你会原谅继母吗？

正如生活中，很多我们认为的不幸，可能正是我们生命中的转折点。

那些曾让我们痛苦的，往往会成为我们未来感谢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