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周前，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正式员工赵明眼（化名）就发现周围的同事们情绪已经不对，她们三三两两拉着行李，准备逃出工业园，避开监管的人员。

她们还是走了，走得很不容易。有的人在工业园大半夜转了一晚上，终于发有低矮的围墙上面戳着几根孤独的钢丝网。她们不怕，站在行李箱上，一个接一个地用围巾、衣服互相拉扯着攀爬过去，消失在茫茫的田野里。

也有些人，大白天计划学游击队趁着守卫换班时间，冲出去，但两三次尝试之后，很少有人能够成功的。她们不是乖乖地犹如羔羊般被抓回宿舍，就是被扭送到隔离区——那里是一片毛坯房，垃圾成堆，自生自灭。

赵明眼说，逃离富士康的人，大部分是临时工。她们可以一走了之，即使半个月的工资拿不到也无所谓；

但她不同，她是正式员工，周六周日还有双倍的工资，她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走出厂区丧失挣钱的机会，她今年的目标是做到15万的收入，现在离小目标还有两个月时间，不能钱途自废。

赵明眼笑着说，她躲过了许多次可能被传染的机会，一个人请假缩在宿舍的一角，拉上窗帘，静静地等待厂区秩序的稳定和正常的排班通知。

她觉得自己一定是在生产线连续加班开了窍，有了智慧。

在赵明眼的眼里，她的坚持和留下是多么的幸运，她可以不会失去工作，不会变成失业人员，而且可以领到富士康和各级领导姗姗来迟的事后关爱，哪怕这种关爱是象征性的，或是为自己的失责和失职所做的辩解性的。

就这样，赵明眼也觉得自己比那些逃离出去的人活得更真实，更高尚——

“为了郑州，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GDP，个人做点牺牲算什么？格局大些，忍耐一下，宽容一下，过得去就好；给你钱挣，不要挑三拣四！要知道感恩！感谢郭老板！感激上级领导的及时指导关怀！”

她说，那些喊着“走了，不再回来”的人会后悔的。过不了多久，她们都会提着行李又会回来的；茶余饭后谈起自己的逃离窘迫，她们会自我嘲笑：“就是传染死了，转世投胎，20年后还可以进富士康挣钱，这辈子注定就是康康的人！”

赵明眼告诉我们两个大好的消息：31号起食堂就要恢复堂食。

老板也发来贺电：照护员工是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