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交游 之 二十二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其退不同其进”的君子之交 四、相知
范仲淹
四、相知
范仲淹与欧阳修的相知，是从欧阳修对范仲淹的崇慕开始的。
当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考中进士，范仲淹已经是朝堂内外有一定名气的能吏、敢于拂太后刘娥“逆鳞”的谏臣。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在今浙江东台）监”，本职为监督“淮盐”的贮运及转销。到任西溪后，范仲淹发现，西溪濒临黄海，唐代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以致海潮倒灌，淹没良田，毁坏盐灶，卤水充斥，粮田受害，百姓遭难。民瘼无时不在心的范仲淹见此情景，上书给自己的上司、“江淮制置盐运副使”张纶，陈说海堤完否之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对于范仲淹的上言，有人责其“越职言事”，范仲淹说：“我为盐监，百姓因海潮之患都去逃荒，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也有人以筑海堰后难以排水，极易出现积潦而反对，但张纶是一位熟知水利的官员，认为“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筑堰挡潮，利多弊少”，认为筑堰可行，采纳了范仲淹建议。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张纶将筑堰一事奏报宋仁宗，得到批准，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实施修堰工程。
范仲淹得令，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在当年冬季开始兴筑海堰，时值隆冬，雪雨连旬，潮势汹涌，迫岸而来，兵夫惊慌失措，四处逃散，陷入泥泞中淹死多达二百余人。有人趁机上书宋仁宗，再次提出反对筑堰，宋仁宗得报，指示暂行停工，并派淮南路（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转运使胡令仪到泰州“查勘”。
胡令仪（960-1047），开封府陈留县（今河南开封）人，曾于宋太宗淳化、至道年间(990-997)任如皋县（今江苏如皋）令，亦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难挡海潮，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实地勘察后，胡令仪与张纶联名上奏宋仁宗，请准工程继勋实施。
但次年八月，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为母亲守孝。期间，范仲淹心中仍深深挂念筑堰工程，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将捍海堰修成，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愿一人独担其咎。
天圣五年(1027)，张纶改任泰州知州，更直接负责捍海堰工程，于当年秋再次施工，第二年春完成，筑成的捍海堰长25696.6丈(约合71公里)，堰基宽3丈(约合10米)，高1丈5尺(约合5米)，顶宽1丈(约合3.3米)，“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外出逃荒的两千余民户回归家乡，百姓得以安生，农灶两受其利；人们为主持完成工程的张纶立了生祠，明代以后，人们将阜宁（今江苏阜宁）至吕四（今江苏启东市吕四港镇）的海堤称为“范公堤”。
也是在这一年，时任“南京留守司”长官“留守”、应天府知府的晏殊，听闻范仲淹的才名，邀请他到曾经求学的母校、府学“应天书院”执教，范仲淹答允。在书院主持教务期间，范仲淹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倡导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声誉日隆。
次年，身处“江湖之远”的范仲淹给宰执大臣写了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请求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边地将帅。宰相王曾对他的万言书极为赞赏，极力向宋仁宗推举范仲淹，而其时晏殊已回朝任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也向宋仁宗面陈范仲淹政绩。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朝，任“秘阁校理”。
七年（1029），十三岁即位为帝的宋仁宗已经十九岁，古代男子十六岁即为成年，太后刘娥却并不还政于宋仁宗，依然“垂帘”，当年“冬至”，宋仁宗甚至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行跪拜之礼。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上书宋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宋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见宋仁宗不答，转而上书太后刘娥，直接请求刘娥还与政宋仁宗。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书内容，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给晏殊写了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如此做为的缘由，申明自己的立场：“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对于范仲淹的上书，太后刘娥的做法和宋仁宗一样，“不报”，既不予以回复，也不在朝堂公开。
转眼过了春节，范仲淹请求离京任职，受任河中府通判。在他离京赴任的前一天，很多同僚来送他，称“范君此行，极为光耀”。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太后刘娥去世，宋仁宗终于亲政，四月，即召范仲淹回京，任负有“规谏讽谕”皇帝职责的谏官“右司谏”。
然而，范仲淹回朝将近三个月，却没有向宋仁宗提出谏言。对范仲淹的人品、才能高度仰慕的欧阳修不禁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上范司谏书》：
前月中得进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即欲为一书以贺，多事匆卒未能也。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
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
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
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邪！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廷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
昔韩退之作《争臣论》，以讥阳城不能极谏，卒以谏显。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谓不然。当退之作论时，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才两事尔。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耶？当时之事，岂无急于沮延龄、论陆贽两事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
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
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则幸甚幸甚！
这封信虽然处处可见欧阳修对范仲淹切切企望之心，却言辞激烈，甚至可以读出一些不满，但范仲淹读后不仅没有生气和难堪，反倒加深了范仲淹对欧阳修的赏识，称赞欧阳修虽然年轻，却文风老练，更忧国忧民，不愧有“王佐之才”。
欧阳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