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段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关注历史首先是为了未来。

敬请关注头条@不负人生优雅，为您讲述别具一格的历史军事故事。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所有的苏联军民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全面短缺的战时生活

1943年前，苏联人民的日子肯定是不那么好过的，所有和舒适生活相关的物质供应——住房、医疗、粮食、取暖、学校、服装，乃至火柴、茶叶这些生活必需品——都没法令人满意，上述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在生产计划上的排名都得往后站。

和其他地方相比，大城市里的市民面对物资短缺的考验要更为严峻。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居民，早已开始实行了食物配给，市民们得到的食物也就刚刚够维持生命。一名工人的平均食品配额大约是500克面包/天，理论上，工人每个月还可以获得700-800克的肉类，但新鲜的肉类基本上绝迹了，拿到手的一般都是咸鱼干或者内脏香肠。每个月理论上大约900克的脂肪配额也经常短缺。至于那些没有工作的老人或者儿童，他们的配给量就要少得多了。

水果和蔬菜的严重缺乏导致坏血病肆虐。人们为了购买到任何能够得到的食物，每天都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去排队，许多人都会随身带着椅子和凳子，一些妇女就坐在队列中打毛衣或者补袜子，有人还看见一个鞋匠干脆带着自己的全套工具，一边排队一边修理鞋子。

所有凭供应证买到的食物质量都很差劲，面包又黑又湿，还没有烤透。因为面粉不足，只能往里面掺上大量的锯末屑，这样的面包只要放上一天，就会硬的和砖头没什么区别了。即便如此，这么糟糕的面包也不能保证稳定供应，无奈的家庭主妇们自嘲地给自己用来装面包的购物袋起了个外号——“或有或无的袋子”。

这些俏皮话和那些别有用心的牢骚话也逃不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耳朵，许多便衣警察会混在领取食物的队伍里，竖起耳朵来偷听并记录周围排队的人的谈话内容，这些都会被记下来，作为“公众道德报告”的一部分内容呈交上去。

被确认为思想问题严重的，最终会汇编成文件送到令人生畏的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的桌子上，但是战争时期，这些“异端”不会享受到肃反时期的待遇，而是会被送往西伯利亚去挖矿、挖土豆。

而比食物短缺更加严重的，是各种商品近乎完全断绝供应，和用来取暖、做饭的石油、煤炭的极度稀缺。

莫斯科周围的煤矿全都被德国人占领了，首都失去了大部分的煤炭供应，这里的生活变成了时时刻刻和严寒、死亡的抗争。

许多公寓大楼里没有了暖气供应，室内温度在零度上下徘徊，水管全都冻裂了，厕所自然也没法使用。如果想在这样的低温房间里睡觉，通常得盖上2-3件大衣或者三床毛毯——有些人就在睡梦中被压得窒息身亡。很多人搬去和亲戚们住，或者围在一个小小的烧木头的炉子周围睡觉。

因为缺乏燃料，莫斯科的发电厂几乎无法工作，冬季的太阳在下午三点就会落山，整个城市就笼罩在了一片令人伤心的黑暗当中。供电额度实行了严格的配给，每个家庭都收到了通知：为了限制用电量，每个房间只允许点一盏灯，客厅、洗手台和厕所的灯泡瓦数不得超过16瓦，而厨房（含餐厅）的灯泡瓦数被限制在了25瓦。

为了保证莫斯科的燃料供应，这座城市的外围，时时刻刻都有不低于10万人次的伐木工人在砍伐木柴，这项工作属于全体莫斯科人，不分年龄、职业和性别。1942年的某个晚上，当观众们走进大剧院打算观赏芭蕾舞剧《堂吉诃德》时，却从剧场经理口中得知了一个很遗憾的消息——当晚原计划演出的女主角无法上场表演，因为她刚刚从伐木场回来，以至于肌肉僵硬得没法动弹。

这些木柴被统一运回城里，在莫斯科的各个广场上堆放得如同一座座小山，各个社区的市民凭票去领取属于自己的配额。而那些共青团员和回来休假的部队，也会利用休息时间为城市里的居民去砍树，以此作为节日的献礼活动。

一切物资几乎都从市场上消失了，商店里面已经看不到新衣服已经了，一双男士的皮鞋价格高达6000卢布，相当于一名工人半年多的工资。（注1）许多原来从来没有碰过针线或者修理工具的市民们都学会了如何缝补旧衣服，或者用找到的小块皮革来修补鞋子，直到这双鞋子残破得无法修理为止。

一名美国记者记录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你会时常看见一名苏联人坐在马路边，自己动手试图修好一只鞋子，好让它能够支撑到回家。这种情况没什么可稀罕的。”

烟草也绝迹了，那些烟民只好抽晒干的像树叶或者某种气味芬芳的草叶。偶尔，会有一个拥有真正的香烟的家伙站在街角，美国向他支付两卢布的人，就可以真正抽上一口烟。

人们学会了用晒干的南瓜皮代替茶叶，买不到火柴后，市民们先是从药房买来甘油和二氧化锰自制火柴，有些戴眼镜的人学会了利用镜片聚光来点火，最后，古老的打火石成为了家庭的必备。

人们不会浪费任何东西，空瓶子、空盒子和绳子、布片都被积攒下来，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利用。就连《真理报》都变得供不应求——大家不仅仅是想随时了解战争的新闻，报纸本身也是难得的好东西——它可以用来卷烟，用来包东西，还可以作为卫生纸或者塞进衣服和毯子里面来御寒。

苏联政府对于人民遭受的苦难非常了解，官员们也的确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尽力改善供应，早在1941年底，兹拉托乌斯特的党委书记就在内部会议上因为削减了工人的口粮配给而被严厉批评。

1942年4月，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为了弥补农业生产人口的缺口，要求各地的国营工厂工人利用节假日去农场劳动；同时，为了增加市场供应，他们还准许工人把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拿到集市上去销售——大家对于这一决定踊跃响应，到了1942年年底，菜农的数量就增加了500万。

这些新增的粮食，包括部分美国援助的物资，政府很聪明地没有将其一股脑地投入到负责配给供应的合作社里。而是建立了一系列的食品代销点，在那里，农民可以自己定价来出售自家的农产品，工人们也可以用比较高的价格来买到诸如黄油、牛奶、茶叶、糖和蔬菜这类奢侈品偶尔改善一下生活。

如实介绍这些不可避免的真实困难情况，非但不会让苏联人民的英雄气概有所逊色，而是恰恰相反。

我们保卫的是自己的祖国！

1942年12月9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封不平常的信件，这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坦波夫的一个集体农场的农夫们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他们筹集并捐献了4000万卢布，购买了一队坦克送给红军，每一辆坦克上，都骄傲地写着农夫们的名字。

而斯大林亲笔给他们写了感谢信：“把我兄弟般的问候和红军的感激转达给坦波夫集体农场的农夫们。”

苏联人民踊跃捐款

早在这之前，苏联全国的捐献热潮就一直不曾消退，而这件事情之后，全国各地再度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捐献热情：

“我决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捐献出来，用来购买一架战斗机，”一名同样来自集体农场的农夫在信中说，“苏维埃政府让我变成了一个富有的集体农场的农业工人，在现在这样的可怕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来帮助我们的祖国！”

一个爱国家庭，西曼诺夫和他的妻子玛丽亚，将儿子安德烈送进了坦克部队，夫妻俩同样用全部积蓄为祖国和军队购买了一辆坦克，这辆坦克的炮塔上写着“送给我们的儿子的礼物”。

人们熟悉的苏联女英雄，玛利亚·瓦西里耶芙娜·奥克佳布里斯卡娅，在丈夫牺牲后，这个勇敢的中年妇女没有时间去哭泣，而变卖了自己全部的家产，购买了一辆T-34并亲自驾驶着它参加了战斗，最后牺牲在1944年1月。

当时苏联后方物资供应十分紧缺，各地都在执行严格的定量配给，但是市民和工人们仍旧将一包包的食物，上百万件的羊皮外套、毛毡靴子和羊毛袜子捐献给了军队。“我们都很穷”，一名捐献过衣服的工人在战后回忆：“但是为了前线，我们会拿出我们所有的东西。”

任何时候，当大街上摆开了为前线募捐的长桌时，路过的市民就会把自己的戒指、耳环、手表和现金扔进一个个大托盘里面，没有人去登记，也没有人去签名，女人们甚至会捐出自己的结婚戒指。

在战争结束时，苏联公民们总共捐献出了近1000亿卢布的巨款和装备，这些来自人民的金钱全都变成了巨大的兵工厂，变成了流水般走下生产线的坦克、大炮、战斗机、“波波沙”和“斯大林的管风琴”。

走出训练营的女兵

当德国侵略者踏上苏联国土不久后，苏联的歌唱家、音乐家、舞蹈演员、芭蕾舞明星和作家们就全都投身到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去了。

他们在训练基地、部队的驻地、医院里到处表演节目，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苏联的艺术武器，这是像剑一样锐利，在人们的心中发光发热的武器。”

这些表演者对前线并不陌生，他们组成了大约1000个流动剧团，在一年里就演出了15万场节目；这些勇敢的艺术家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演出——战壕里、卡车车厢里、坦克车上、帐篷或者白桦林中，敌机的轰炸和炮击都无法让他们停下演出：有个剧团在谷仓里面为战士演出时，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完全盖过了前线附近敌军迫击炮弹的爆炸声。而整场演出中断了两次，观众们离开谷仓去参加战斗，然后几个小时后又回来继续欣赏表演。。。

克里姆林宫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通过宣传等手段让苏联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是人民群众却根本不需要督促和激励：

孩子们四处收集废金属和医疗原料，莫斯科的少年们曾经在一天内就收集到了足够用来锻造1400枚重型炮弹弹壳的金属。

那些在生产机器和装配线旁边工作的工人们——他们中有许多十几岁的少年、原来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家庭妇女。这些工人每天要工作12-16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守在机器旁边昼夜不停地工作。

许多人都参加了全国普及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来不断地提高生产率。工人们知道他们会因为付出的努力得到奖金和荣誉，也会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配额而受到处分。但是所有人努力生产，并不是因为激励或者强制措施，他们纯粹是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位在乌拉尔工作的工人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这里是后方，但是我们觉得自己也是在前线战斗的战士。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就在前线，而远处采矿场传来的爆炸声，就好像是我们的大炮在齐声欢呼。”

一名军官和两位狙击手女兵握手告别。

一切都是为了前线，一切都是为了胜利。工人们用超额的产量作为武器，农民们用辛勤的劳动和超额上交的粮食当成子弹，士兵们带着妇女们编织的花环奔向战场，而那些市民们，无论他们的年龄和职业，都会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将座位让给一个回来休假的士兵。

更多的人选择参军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红军从来都不缺乏人力，许多市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多次跑到各个征兵点要求参军，有一名胡子花白的老人因为年纪太大而被谢绝入伍后，他生气地抗议说：

“你们说我太老了没法打仗，但我还可以开卡车。我也可以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冲锋，我可以在前面开路，帮他们挡下一颗子弹！”

住在马加丹地区极北镇的伊凡▪鲍依科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和这位老人一样，战争刚刚爆发，就申请上前线。可他俩一个是卡车司机，一个是当地工厂的检查员，有关部门答复他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这比上前线更加重要。

于是他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了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当时可是一笔大钱，是他们 家全部的积蓄），并表达了他们俩要共同上前线的心愿。夫妻俩不仅收到了一封政府的感谢信，还在1943年被派到了到切里亚宾斯克的坦克技术学校进行学习，因为是半道出家，他俩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夫妻俩领到了一辆坦克，而且两人都是合格的一级驾驶员，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坦克车组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妻子亚历山德拉少尉为“HC-122”号坦克车车长，任命丈夫鲍依科少尉为正驾驶员。

就这样，他们俩一直打到了德国。在战斗过程中，俩人都负过伤，也都获得过奖章。而亚历山德拉少尉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唯一一名担任重型坦克手的女兵。。。

像鲍依科夫妻和其他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奉献行为自然起到了非常理想的宣传效果，但在战时苏联的老百姓心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无比紧密，超过了他们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光。

这是重现斯大林格勒战役早期，苏联的水兵上岸支援作战的情形，属于战后拍摄的纪录片。

战争时期的苏联人民，从来都不是因为政府想要他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才如此伟大，而是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保卫的是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祖国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政府成功地唤起了人民的民族感情，保证了人人都乐于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苏联人民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在大灾难中毫不气馁，他们学会了一边作战一边建设。不仅没有人去发国难财，就连辜负国家交托给他的责任这样的念头都不曾出现——无论他们是在沦陷区忍受痛苦，或者在战场上战斗，还是在后方坚持生产。

苏联各族人民，真正的在战斗中，同甘共苦的团结了起来。而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也真正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俄罗斯母亲的救星。

注1：当时苏联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大概是1000卢布/月。

本文为不负人生优雅原创，谢绝任何媒体转载。

各位朋友们，都看到这里了，点个赞再转发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