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名气最大的6位学术教育大师，认识三位以上算你厉害
晚清至民国初年，在遭受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时代，却诞生了几十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他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提倡“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理念，使北大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蔡元培一生主张教育救国，认为唯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
蔡元培先生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任北大校长时，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
当年，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他还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国诗。不过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一学期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文诗。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上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并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之一，被誉为“文化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胡适先生兴趣广泛，对文史哲、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都颇有研究。相比鲁迅，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在北大、清华等多所高等院校担任过教授和校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提倡“自由教育”，反对教条主义和精英主义，主张培养自由思考、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胡适先生身上的头衔非常多，大家最熟知的就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年轻时候的他，目光如炬，连眼镜也阻挡不住锋芒。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曾着意于演讲技巧的培养，甚至注意到演说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这样的细节。
执教北大后，他更是声誉日隆，很快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胡适先生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很具特点。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讲课风格与胡适最接近的可能要算其好友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生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即使在教室上课，也颇潇洒随意，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胡适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了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他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本杂志，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梅贻琦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梅贻琦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的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梅贻琦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
张伯苓：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张先生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即筹办南开大学，又创南开女子中学，后办实验小学，在抗战前即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培养英才无数。他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张伯苓却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1927年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思想体系。
陶行知先生做事就是四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
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而言，绝非虚名。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许多都成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陈寅恪一生坚守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从不为权势所动，也不为名利所诱。他的治学态度，如同一股清流，在中国学术界激荡起层层涟漪。
他强调，做学问要“求真务实”，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为了迎合某种观点或立场而歪曲事实。在陈寅恪看来，历史是客观的，学者的任务就是挖掘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总是那么扎实可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治学态度上，更贯穿在他的生活中。他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为外界的喧嚣所干扰。
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和后来的学者。他们纷纷效仿陈寅恪，以独立自由的精神去探索学术的奥秘，去追寻真理的光芒。可以说，陈寅恪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瑰宝，更是无数学者心中的灯塔。
此外，陈寅恪还是一位深情的诗人。他的诗词作品，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他的诗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内心的世界和对世界的感悟。
总之，陈寅恪是一位集学术成就、人格魅力和诗人情怀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宝贵财富，更是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