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曾被塑造成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他在文学领域，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 。1917 年 1 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 “不模仿古人”“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等八项主张，明确提倡使用白话文 ，并断言 “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在诗歌的语言、形式、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白话诗尝试，引发了中国文学的革命性变革。

在哲学方面，他率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用 “平等的眼光” 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 “独尊” 的地位和神秘色彩 。

在教育领域，他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推崇自由学术和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质疑，培养了大量具有独立见解的人才。他的这些贡献，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享有极高声誉，被众多人奉为学术楷模和思想导师。

然而，胡适的另一面却鲜为大众所熟知。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了 “投降主义” 的立场。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北沦陷。此时的胡适，宣扬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主张中国政府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直接交涉东三省问题和善后，避免战争扩大。他甚至宣称 “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还亲自组建以 “兴办实业为宗旨” 的 “自觉救国会”，抵制 “抗日救亡” 团体 。

1936 年 2 月，在日本侵华日趋紧张之时，胡适在北京基督教兄弟会演讲中，公然称：秦桧是国家功臣，认为岳飞武力抗金是错误行为，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和历史事实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给蒋介石写信，建议在特定条件下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国，成为 “满洲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还妄图与日本共同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 。

舔日精日三人组

不仅如此，胡适还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频繁相聚，表达对抗日民众的不满，声称 “中国不能抗战，抗战必亡国灭种” 。国民党元老程潜甚至在最高层会议上指责胡适为汉奸，声言应该逮捕他。后来，陈布雷为防止胡适当汉奸，推荐他去美国当大使。即便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也曾公开声明不从事任何宣传活动、不介入采购武器弹药事务、不参与寻求贷款和信贷工作 。他不好好履行大使职责，却热衷于接受美国各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全然不顾国内抗战的艰难局面 。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胡适 ：“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

胡适到了台湾后，也并未改变其立场，依旧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频繁利用自己的在文坛的地位发表不利于台湾稳定和发展的言论，妄图祸乱台湾。他的言行，充分暴露了其 “投降主义” 的真实面目，而他被神化的形象，不过是 “神秘力量” 利用媒体和学术资源包装出来的假象。“神秘力量” 一方面利用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将其捧上神坛，塑造出一个完美的文化偶像；另一方面，对他的 “投降主义” 行为却选择性忽视或淡化甚至修饰，以此误导民众，制造思想混乱，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

历史上，对于中医的态度，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而梁启超和胡适两位文人，在反中医的立场上，常被视作两种截然不同品格的典型写照。

梁启超先生，虽据传曾因医疗事故不幸被切错了肾脏，但他面对这一不幸，却展现出了君子的风范。他坚持通过理性的依据来审视自己的医疗选择，并未因此而对中医或西医产生片面的偏见，他的态度始终基于个人认知和理性。支持西医，但绝不毫无根据的诋毁中医。

而胡适，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在被西医宣告不治将亡的绝境中，他靠中医的治疗捡回了一条命。然而，为了坚持自己一贯的反中医风格，胡适仍不遗余力地摸黑与贬低中医，甚至将自己的痊愈轻描淡写地定义为：“被中医稀里糊涂治好的”。这种态度，无疑让人对他的品德产生了质疑。而曾经与其视对方为“一生挚友”的梅贻琦先生，正是在探病期间闻听此话后，将胡适“拉黑”，从此对其关上心门。更是在同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仅保持“点头之交”。直至1961年两人先后因病入住的台北台大医院，才相逢一笑泯恩仇，一生温文尔雅的梅先生在台大医院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脏”话：“你我勿谈狗屁政治，一谈政治你我都是狗屁。”

看来文人的品德，文字不可鉴，行为方可鉴。每个人支持与反对什么事都是自由的，但一旦带上了某种目的而试图去强行影响他人的判断那就是可耻的。胡适很可耻！

回顾胡适这类人物的种种经历，不难发现背后那股 “神秘力量” 的身影。这股 “神秘力量” 隐藏在暗处，却掌控着巨大的媒体和学术资源，将甘地、胡适、曼德拉、昂山素季等人物精心包装，送上神坛 。他们利用媒体的广泛传播和学术的权威背书，让这些人物的 “完美形象” 深入人心，引导大众盲目追捧 。

然而，“神秘力量” 的目的绝非单纯地塑造偶像。他们巧妙地利用这些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不同的目标群体中制造意见分歧 。当一部分人对这些被神化的人物顶礼膜拜时，另一部分人则因了解到他们的真实面目而深感失望和愤怒 。这种分歧如同一条无形的裂缝，逐渐撕裂着特定人群 。在政治领域，不同政治派别可能会因对这些人物的不同看法而产生激烈冲突；在社会层面，民众之间的矛盾也会因之加剧，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

从经济角度来看，“神秘力量” 可能通过操控舆论，影响相关地区的经济政策和市场走向，从中谋取巨额利益 。例如，在曼德拉执政南非期间，“神秘力量” 支持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南非经济衰退，而某些国际资本却趁机低价收购南非资产，大发横财 。直接将曾经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南非“打”成了三流国家。在政治方面，他们利用这些争议人物引发的社会分裂，扶持亲己势力上台，实现对特定地区的政治控制 。昂山素季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试图改变缅甸的政治格局，背后就有着 “神秘力量” 的政治图谋 。

人物是否完美？根本不是“神秘力量”考虑的问题，只要其身上的分歧足够大，那他（或者她、它，就本文而言胡适应该算作“它”）就有机会被推上神坛。而大量游离在主流社会边缘，靠认知力与能力无法获得主流认可的寄生物们，会为自己树立一个虚无缥缈的“小众”偶像，当作修饰自己那颗简单头脑的装饰品。

能否拎得清轻重，辨得出真伪？所需要的并非博学、包容、独立人格这些标签，而是要在我们的下一代中，切切实实的普及高质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年轻人如果无法在成年之前通过数理化生地政史的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无法通过语言类的学习掌握基本的阅读鉴别能力，长大后往往都变成了工具人。不重视基础教育，堂堂大学生被一群手拿通稿、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半文盲，骗去缅北、骗去“走线”、忽悠得满脑子秘闻与歪理，这种悲剧，还会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