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说过一句名言：“我们这番进京赶考，绝不当李自成。”可见，毛主席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总是能高瞻远瞩，以最坏的打算警醒党内同志。
那时，中国北方基本平定，只剩下西南、西藏、新疆等地区还未纳入统一的政权。
首要的事情，就是向全国进军，可毛主席却偏要给六大军区的负责人上上紧箍咒了。
在军委会议上，毛泽东不像之前那般幽默，面无表情对各个军区负责人说：
“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
此言一出，六个军区负责人无一人敢动，皆屏声凝气。
六大军区熟读《资治通鉴》几十遍的毛泽东，太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了。每当王朝建立之初，总是一派欣欣向荣。
可枪杆子取得的政权，难免会出现几个骄兵悍将，汉初的韩信、彭越；明初的蓝玉、冯胜，这就是历史的惯性。
即便这些骄兵悍将个人会安分守己，但保不齐围绕在骄兵悍将周围的利益集团，会为了权力、地位、名声、财富，鼓动、怂恿军区负责人，做出越轨的事情。
为了避免历史的覆辙，酿成人间的惨剧，就必须要对这些人进行口头警告。
同时，警告军区负责人背后也有为军队职能转变的因素存在。
1949年11月29日、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政府财政收入问题。
在支出项中，养活的公职人员预想是900万人，其中军队人数就占有570万人。
国家建设支出百分之二十四，而军费支出却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可见，军事上的开销是大头，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建设。
毛泽东还在会上说：“参加会议的把预算草案带回去，给各地区、各军区负责人看看。如果不懂得全局，就不好工作。”
在这时，毛泽东就想到了裁减军队编制人数这个方法，如果能将军队人数减至300万，甚至是250万，就好多了。
让“飞鸟尽，良弓藏”变为“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社会生产人员。
考虑到这些因素，毛泽东才会提前知会一声，也好让六大军区负责人有个准备。
六大军区是解放战争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那时全国分为东北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
东北军区正式成立时间是在1945年10月9日，暂以程子华为司令员。
10月31日，中央决定由进入东北军区机关和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及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员。
1949年，由于东北地区局势稳定，军队工作已由作战为主转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设，改高岗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华东军区成立时间稍晚，1947年1月21日，由北撤到山东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机关、新四军华中军区机关合编构成，司令员为陈毅。
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北军区的成立请求，司令员为十大元帅的聂荣臻。
1949年4月以后，东北百万雄师南下，进军中南。为了统一华中地区的指挥，中央军委决定让四野和中原军区合并，组成中南军区。
西南军区的组建和中南地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野转战大西南地区，便以二野为基础，同进驻的第18兵团、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构成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
西北军区比西南军区稍早，1949年2月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最开始也由贺龙担任，后续贺龙前往西南军区任职，西北军区就和一野合并，司令员则由彭德怀接手。
建国初期，地方上党务、军务、政务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由部队将领处置事务。
因而，这些军区负责人可以说是一方诸侯，类似于汉末时期的州牧。
地方权力之大，难免就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因而军队改革势在必行。
这并不针对某一个将领，而是为了国家繁荣稳定计，也可以说是权力的再分配。
军区体制改革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革命战争转化为国防建设。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
聂荣臻在会上直言不讳说道：“我们必须要缩小陆军数目，否则国家养不起这许多人，还会拖累国家经济建设。省出来的钱，可以用在海军、空军及其它军种上。”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530多万，鉴于庞大的军队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中央决定实行精简整编。
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动情地说：
“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将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
正值建国一周年，中央军委于10月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军陆军部队暂行编制表》，人民解放军按照“三三制”的原则为基础，一级军区、二级军区和个别三级军区领导军、师建制单位，四大野战军分别与所在的大军区合并，设立了六大军区。
六大军区其下依次设立二级军区18个、三级军区24个和军分区192个。
值得注意的是，一级军区和野战军同级、二级军区为兵团级、三级军区为军级、军分区为师级。
另外，一级军区和中央局、各大行政区保持一致，二级军区和大部分三级军区为并列关系（隶属二级军区的三级军区除外），只是级别相差一级。
可惜的是，精简整编计划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不得不搁浅。
时间来到了1952年，中美双方都不愿在朝鲜半岛死磕，停战就有了可能。
军委也就腾出手来执行了搁置两年的计划。
1月5日，军委印发了《军事整编计划》，对六大军区的编制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具体内容是：军分区以上各级军官共有112.4万人，整编后为38万余人。
六个大军区保留机关不变，二级军区整编为6个（山东、福建、华南、云南、西藏、新疆），省军区整编为32个，军分区203个。
二级军区的减少和省军区建制的出现，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区体制开始由三级军区、军分区向军区、省军分区和军分区体制过渡，削弱了地方的权力，变为一个个独立的省级单位。
然而，六大军区的体制很快就因朝鲜战争而改变。五六十年代，是冷战的一个高峰期，军委判断帝国主义决定发动战争时，可利用“核子武器”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对中国进行闪击。
基于这一认识，根据野战军作战的地域划分的六大战区，显然不符合新时代的战争需要。
除此之外，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国国土军事防御的方向和任务发生了变化，防御重心由东北转向了东南地区，客观上也要求军区设置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军委高干就军区调整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陈毅认为：“要保留军区机构，取消了会犯历史性错误，但要精简，加以调整，提高质量。”
彭德怀则认为：“大军区的划分，原则上应按照作战计划，从未来的作战区分建立一级军区（战时为方面军），二级军区（战时即集团军）。”
会议结束，中央军委就于1954年2月，颁布了《军区领导机关编制表》，规定一级军区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法处、军区直属政治部。
但这样还不行，12月初，各大军区领导和总参谋长粟裕讨论认为，六大军区应当撤销，加强军委机关，并以短小精悍的机构担负指挥任务。
随后，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几个方案。
经过讨论，与会者选出了最合理的一个撤销方案：将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军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6个一级军区和福建、山东、云南、西藏、新疆五个二级军区，统一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
改革过后，军区的主要职能限定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再像之前，还担负作战和建设的双重职能。
从权力的含量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削弱。毕竟各军区将领在战时并不一定能领兵作战，手里指挥权上交给了中央军委。
结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区体制，依据的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满足了“守疆卫土”的实际需要，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制胜条件的变化，传统军区体制不适应了日益发展的信息化战争要求。
于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军委为了实现强军目标，破解联合作战指挥难题，将传统的军区体制改为战区体制，还构建了“平战一体，专司主营”的联合指挥机构，打破了军区独立山头的禁闭，巩固了军委的指挥权力。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与实践》 时事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体制》 军事历史 2016年第三期
《20世纪50年代我军军区体制调整与改革》 军事历史 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