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自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党中央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生存颇为困难，尤其是经费极为紧张。人员生活费用、印刷宣传册、营救被捕同志，这些都需要钱。那时党中央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共产国际，一部分是自筹。由于白色恐怖，共产国际很多时候都进不来上海。所以，为了维持中央机关正常运转，只能由全国各个苏区向上海中央机关提供经费支持，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江西的中央苏区。

1931年底，上海的中央机关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于是便向毛泽东同志发来电报，让他赶紧派人运一批经费过来。毛泽东接到命令后，没有怠慢，立即下令收集黄金，弄了一堆金戒指、金项链等等。但这些东西不好运送携带，于是又熔成了小金条。其实不小，10两一根，一共12根，120两，差不多七八斤的样子（那会儿16两一斤）。

黄金弄好后，将进一个箱子里，锁得严严实实。

现在问题来了，当时白色恐怖极为严厉，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关卡，如何将这箱子金条运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去？另外，如何能保证这笔宝贵的经费不丢失或者被偷？

当然，这难不倒咱党内的能人。

当时苏区的财政部长是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他具体负责筹集了这笔经费，同时也想好了如何运送。

从瑞金到上海的路程一共分为七段，有七个地下交通员来负责运送。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人运？很简单，路途遥远，一个交通员不可能每个地方都熟悉，找的七个交通员都是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地面上走，他才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有警察、哪个旅店更安全、哪儿有盗贼等等。

找了七个交通员后，每个交通员如何来交接？林伯渠想了一个法子。他专门做了一枚棋子，上面写了一个“快”字，之后用开水煮，做成一个别人没法模仿的一个老棋子，于是就把它切成七瓣。七个交通员每个人手里有七分之一个棋子。

除了棋子，每个交通员的上级再给每个交通员一把锁跟一把钥匙，但是这锁呢并不是这把钥匙开的，这锁跟钥匙不是一套的。怎么操作的？就是，这120两金条，交给下线之前先对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下线的钥匙要能开上线手里这把锁，要能开我这把锁，说明你就是那交通员；第二咱俩再把棋子一对，咱俩都是七分之一个棋子，于是你带着你的锁和棋子继续往下走，你的下线会开你这把锁，如此循环往复，到最后一站就合成一枚完整的棋子。然后棋子就交回到中央去。直到七个都拼齐了，这边就知道金条送到了。如果缺失，说明其中一环就出事了。

可以说，这套运送方式已经将可能遇到的危险降到最低了。

但即使如此，最后还是出事了。

按照计划这批金条应该是12月上旬到的，可上海中央等来等去一直没等到经费，于是便几次发电报到江西苏区询问情况，毛泽东回复说，经费11月就已经派人送出去了。

很快，七块棋子中的前六块都回来了，就只有最后一块没有回来。到了年底，依旧没等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批经费在中途出事了。

没收到经费，上海中央将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一顿，这事毛主席自然是冤枉的，在运送问题上他已经作了如此周密的安排，但那种环境下，千里迢迢他又如何能掌控？

虽然如此，他还是让当时的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来调查这事。

但这事压根就无从查起，因为那批金条是上海附近的松江失去踪影的，总不可能跑到松江去查吧？

加之当时反围剿斗争激烈，之后又是长征，这案子也就放下来了。但毛主席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这案子。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他找来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要他查这起案子。

当时公安部有一个悬案办，专查历史悬而未决的案子，所以，这起案子自然划归到悬案办来查。因为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公安部在悬案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精兵强将，成立了专案组，专查这个案子。

这事当年是林伯渠具体负责的，专案组先是拜访了林伯渠同志，问这批金条第一个交给了谁。林老回忆一番后，说：记得是交给了高自立的警卫员，你们去找高自立吧。

高自立当时是三军团的政委，如今是热河财政局的局长。于是，专案组赶到了热河，找到了高自立。高自立说：这警卫员姓林，如今在广西军区当副师长，你们去广西找他吧。

于是，专案组又赶到了广西，找到了林副师长。林副师长回忆说，他清楚记得交给第二个交通员，但不知道他名字，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专案组又让他回忆这第二个交通员的身体特征。林副师长回忆了一番。经过一番查找，专案组终于找到了第二个交通员，如今在山西某县当县委副书记。

就这样，经过半年查找，陆续找到了当年第三、第四、第五以及第六个交通员。

这第六个交通员是一个竹匠。这个30年代的交通员也算是老革命，怎么成了竹匠呢？其实，当年他将那批金条交给第七个交通员后，他就一直没有接到上级委派他任务和指示，加之当时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再找组织，一直隐居在乡间。解放后，他找到组织说明了情况，但他已经脱离组织超过10年，不可能再回到组织，没办法，只能回到乡下，以竹匠为生。

专案组让他回忆当时是如何将金条交给第七个交通员的。

竹匠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在一个叫汉源的旅馆里，刚入住没多久，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而且还这样揣着手的人，进来就问那掌柜的，说杭州口音来的客人住在哪间屋（竹匠是从杭州送往松江）。竹匠对他说我就是。于是俩人进屋，按照所有程序先对暗语，下线拿钥匙开上线的锁，然后对棋子，都对上了以后，就交给了那黑衣人，二人并没有多说话，因为交通员对交通员基本上除了对暗语什么话都不说，然后这黑衣人就走了。竹匠就回杭州了，他说我到现在为止就知道这些事儿。

专案组听完，有些灰心，因为就知道一个黑衣人，过了18年，如何找？

专案组对竹匠说，“你再仔细回忆一下，看看这黑衣人有没有什么特征？”

竹匠努力回忆了一下，终于想起了一件事：“当时他从皮包里拿棋子的时候，我发现他包里有一张蓝色的单子，像是旅店的押金票据。跟我住店的押金单子是一模一样的。”

民国时的旅客跟现在不一样，不是先交钱后住店，而是先交10%的钱，然后开个押金单子。

这一消息让专案组大喜过望，毕竟知道对方住店，那查起来就好查了。于是，专案组赶到松江，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配合下，将松江之前开旅店的老板全部集中起来，进行调查，问他们的店在1931年12月3号有没有接待过一个黑衣黑裤从上海过来的人。

当时松江很小，总共才四五家旅店，老板们仔细回忆，都表示没有印象，一是时间太久，二来，南来北往的客人都这么多，谁会记得清呢？

这让专案组很懊丧，难道线索就这么断了？

事情说来也巧。专案组准备离开松江时，组长想去拜访一个战友，这战友如今在松江警备团当营长。营长带他们去团部食堂吃饭，席间组长聊起了这起案子，这时食堂一位厨子说，“当年松江除了几家旅店，其实还有一家保安团招待所，我曾经在里面当厨子。这招待所比较高级，入住还需要担保信。你们说的这个人会不会住的是这家招待所？”

组长听后，觉得这是条重要信息，决定推迟离开松江。保安团的档案资料已经归到了当地公安局了，他们从公安局档案资料里，终于查到1931年12月3日，确实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人入住招待所，此人名叫梁承伟，职业是上海某药行的医工，担保信上写的是：来松江进药材。

这一信息让专案组大喜过望。

他们立即赶往上海，找到了这家药行。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药行还是私人的。老板说，梁承伟确实是他们店里的工人，但18年前就失踪了。

专案组问是怎么失踪的？

老板说：“我记得是民国20年，也就是1931年，是12月4日，他来店里上班，下午突然告诉我说，身体不舒服，请个假回家休息。他这人做事一向不错，我也允了，但到了第三天他一直没来上工，去他家找，邻居说他好些天没回家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看来，信息都对上了。这梁承伟极有可能拿着金条逃之夭夭了。

专案组得知梁承伟是嘉兴人，于是他们马不停蹄赶到嘉兴，经过打探，找到了梁承伟的老宅。但邻居们说，梁家十几年前就搬走了。

“一直没回来过吗？”

“抗战的时候，他婆娘回过来一次，给她老娘奔丧。”邻居说。

“他们一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听她说过一嘴，好像是上海浦东，开了一家修手表的铺子。”

手表铺子？姓梁的不是药工吗？

专案组又回到上海，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那家手表铺子。蹲守了几天，终于确定铺子老板是梁承伟，于是，便将他逮捕了。

梁承伟如今已经改名姓申，头发花白，被抓后他很平静，说：“我知道你们总有一天会来，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损失，我有罪。”

专案组问他：“当年到底怎么回事？那黄金呢？看你这穷困潦倒的样子，一直没用黄金？”

梁承伟说：“在我家厨房灶堂底下有一块砖，拿开那块砖，你们就知道了。”

于是，专案组立即找到那灶堂，一顿查找，拿开那块砖，后面是一个洞，但洞里除了一封信，什么也没有。

专案组拿过信一看，大惊失色。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1年12月3日。梁承伟在旅馆从第六个交通员（那个竹匠）手里接过箱子后，没有耽搁，立即前往上海。当天下午到达上海曹家渡码头。这一带检查很严，但他对这带很熟，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离开码头，来到街上，一个人力车夫凑了过来，问他坐不坐车。

旧上海曹家渡码头

梁承伟看这车子还比较新，这车夫也年轻，看着也憨厚，也没有多想，就坐了上去。一路上，他紧紧抱着装着黄金的箱子，警惕地打量四周。车夫找他说话，他也没有理会。路过一处上坡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跑出两个年轻人，帮着推车。这种事当年在上海非常常见，一些人靠着给帮忙推人力车挣点赏钱。所以，梁承伟看到别人推车，也没有多想。

过了上坡，梁承伟看到左边那年轻人突然将一方湿手巾盖到他脸上，他还没反映过来，一阵浓重的睡意袭来，然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是在曹家渡大旅店里，一身的酒气。伙计还对他说，“先生你终于醒了，是你三个朋友送你来住店的。”

梁承伟大吃一惊，连忙查看箱子，但箱子不见了，他行李和钱包还在。他的心一下掉到了冰窖里，他清楚，自己遇到贼了。

旧时上海滩，各种骗术层出不穷，这种人叫白相人，他们团伙作案，以仙人跳的方式窃人钱财，他们一般只图财不害命，将人迷晕后，会将被害者送到旅店，洒上酒，谎称是朋友喝多了。

梁承伟在上海呆了多年，清楚这个，只是没想到自己中了套，而且还将宝贵的组织经费（虽然他不清楚箱子里面具体是什么，但凭他的经验，多半是经费）弄丢了，当时的痛苦和震惊可想而知，因为这要是组织知道了，是要枪毙的。

好在他是训练有素的地下交通员，惊慌失措后，立即找来伙计，又让伙计叫来旅店老板，对他们说：自己遇到贼了，一箱钱不见了，那钱是公家的钱，到底是哪个公家我是什么人我先不说，但是，这是在你们旅店出事的，你们都跑不了，全都没命。所以你们给我写个证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我不省人事被三个人拖进来，拖到了这里，开的哪间房，睡了多久，陪我来的人长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走的，你们帮我清清楚楚的写。

老板一想也是，我写了也能证明不是我干的，外面小流氓、小赤佬干的。于是赶紧写，写了证明、盖上旅社的印等等。

拿着信后，梁承伟回到了药行，之后又回到老家接上老婆孩子，隐名埋姓起来。他知道党神通广大，这大一笔钱不见了，肯定会找到他，到时他就拿出证明给他们看。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8年。

专案组听了梁承伟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好在当年的曹家渡大旅店还在，于是，他们便将旅店的老板叫了过来，一对质，确实是这么回事。

梁承伟这第七个交通员找到了，但那120两黄金到底是在哪呢？那三个贼如今在哪里呢？这真是要大海捞针了。

这三个人既然是贼，当年应该会跟巡捕打交道，专案组只能将当年在曹家渡那一带当过巡捕的人都找了出来。这是个浩大的工程，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几十个。不过一通盘问下来，这些曾经的巡捕对当年的三个小贼没有丝毫印象。

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快过年了，专案组只能先回北京，再作打算。他们向罗瑞卿作了工作汇报，罗瑞卿又给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叹了口气，说：“原来是一帮小毛贼干的，当年可坏了大事。必须要把这帮毛贼找到！”

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专案组年后又马不停蹄赶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他们就得到了一条线索：有人要举报。

原来，年前专案组将那些巡捕组织起来问话后，其中一个老巡捕姓郑。郑某解放前给国民党做过事，所以解放后就被关进了提桥篮监狱。问话结束后，他又回到了监狱。他觉得这案子有意思，就跟他的狱友们聊了起来。狱友里面有一个姓白的青年，是富家子弟，他家解放前是开厂子的。解放后他花花少爷的脾气还没改，强奸了一个漂亮女工，被抓了，判了十年。

他听了老郑的话后，问老郑：“要是我提供线索，举报了某人，会不会减刑？或者放我出去？”

老郑说：“当然，新政府是这样说的。”

于是，这白某便找到了狱警，说他有重要线索举报。他要举报的不是别人，是他表弟。他说，当年他表弟是破落子弟，一直在他家混吃混喝，有一天跟他说，能不能将人力车借给他，他想自谋生路去拉客。他同意了。几天后表弟就将人力车还回来了，再之后，这表弟像是发了大财，一连开了两家铺子。“我表弟借人力车的具体日期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好像是民国二十年的冬天。”

狱警得知情况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专案组。专案组带着白某找到了他表弟的铺子（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他表弟姓陈，长得肥头大耳。听闻情况后，这陈某吓得身子都软了，一古脑什么都说了出来，承认当年的事确实是他和两个狐朋狗友干的，黄金分成了三份，三个人一人四十两。但他发誓，绝不知道那黄金是共产党的经费。

顺着陈某找到了另外一个人，姓江，这江某如今是一家小厂的老板，而厂子的启动资金就是当年那四十两黄金。

但第三个人一直没有找到讯息，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查到，这第三个人已经死了。原来此人当年拿到黄金后，就回到了青浦的老家，交给他娘保管。之后他加入了青帮。抗战时，他协助军统刺杀一名大汉奸，不料牺牲了。算是当了一回英雄。

专案组赶到了他老家，没想到，那四十两黄金还没用完，还剩下三十两。

案子终于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后来，三个窃贼中的陈某和江某被判了死刑，白少爷因为举报有功，被释放了。至于梁承伟，被判了十年。毕竟经费是在他手里丢失的，而且这件事引起了后面一系列恶果，关键是，作为一名地下党员，丢失经费后竟然没有向组织说明情况，而是躲藏了起来，这行为跟逃兵无异。

不过，一年后，他就被放了出来，也许组织考虑到他也不容易，为了党的事业也是辛辛苦苦、隐姓埋名改行了生活了十八年，老婆孩子跟着受苦。

这个乱世里发生的案子，错综复杂，也是大时代下的一丝涟漪，透过这涟漪，能看到当年党革命的艰辛，以及当年的人情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