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肃清吏治，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暔。从郭桓案到空印案，十余万贪官污吏命丧黄泉，朝堂几经洗牌。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贪腐之风不但未绝，反而愈演愈烈。时光流转，清雍正帝面临同样困境。但他没有选择一味用刑，而是从经济、监管、奖惩等多维度着手，既＂堵＂又＂疏＂，最终让贪官从趋之若鹜变为寥寥无几。
贫寒少年终成一代明君在元朝末年的濠州，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母靠着种地为生，收成好时一家人勉强度日，遇到灾年就只能靠借贷度日。
当时的元朝官吏对百姓的税赋征收极其苛刻，即便是遇到天灾，也要按时缴纳全额赋税。朱元璋家中交完赋税后，常常揭不开锅，全家人只能忍饥挨饿。
十几岁的朱元璋正值长身体的年纪，却因为常年吃不饱饭，整个人瘦骨嶙峋。他亲眼目睹了家人一个个因饥荒离世，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为了活命，朱元璋不得不投入佛门，当起了和尚。在寺庙里，他见识了更多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恶行，也了解到民间疾苦。
后来农民起义四起，朱元璋毅然加入了起义军。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能力，他逐渐成为了一支重要势力的领袖。
经过多年征战，朱元璋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这个从最底层走上皇位的农民之子，对贪官污吏始终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建国之初，朱元璋面临着重要的人事抉择。一方面是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另一方面是熟悉政务的元朝旧臣。
为了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朱元璋不得不重用一批元朝旧臣。这些人虽然熟悉政务，但贪污成性的劣根性难改。
那些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们，本应是新朝廷最可靠的力量。但权力和财富的诱惑下，不少人也走上了贪腐之路。
朱元璋对此极为愤怒，他决心要肃清官场，还百姓一个清明的朝廷。这个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腐行动。
杀贪官十万余重典治吏不见效
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就发现朝中贪腐问题严重。一次朝会上，他接到江浙一带百姓的诉状，状告当地官员巧立名目，搜刮民财。
地方官员以各种理由向百姓收取额外钱财，甚至连修建衙门这样的公共开支也要百姓来承担。朱元璋派出锦衣卫暗访，发现情况比诉状所言更为严重。
洪武三年，礼部尚书郭桓案爆发。郭桓身为六部重臣，却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家中藏银数万两。
朱元璋下令将郭桓及其同党斩首，并在市中悬首示众。这一案件牵连甚广，数百名官员因此获罪。
随后几年，朱元璋加大了对贪官的打击力度。他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派出密探四处打探官员的贪腐行为。
仅洪武七年，就有三千多名官员因贪腐获罪。惩处方式也愈发严厉，从最初的革职查办，发展到诛杀全族。
洪武十三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空印案。礼部侍郎陆仲亨等人利用空白官印大肆卖官鬻爵。
这个案件涉及官员多达两万余人，朱元璋震怒，下令将主犯及其家属全部处死。案件的余波持续数年，朝廷官员几乎换了一茬。
为了威慑贪官，朱元璋还创造了多种酷刑。有的贪官被装进麻袋投入江中，有的被活活剥皮，有的被凌迟处死。
这些酷刑的施行现场，朱元璋常常亲自观看。他要让所有官员知道，贪腐的下场有多么可怕。
洪武二十年后，朱元璋的反腐力度更上一层楼。但凡被发现贪污的官员，不论大小，一律处死。
各地衙门门前经常悬挂着贪官的人头，用来警示其他官员。然而这种血腥的震慑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到了洪武后期，贪腐案件不减反增。一些官员认为反正早晚都是死，不如趁活着多捞一些。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不但没能根除贪腐，反而让一些官员破罐子破摔，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
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因贪腐被处死的官员超过十万人。这个数字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然而当朱元璋驾崩时，贪腐之风不但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这种单纯依靠严刑峻法的治理方式，最终以失败告终。
雍正改革薪俸制度治贪有方雍正四年，一份来自山东的密折摆在了雍正帝案头。折子中详细记载了当地官员克扣军饷、盘剥百姓的种种劣迹。
雍正帝翻开折子，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员的俸禄太低。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还不够养活一家人，遑论应付各种公务开支。
同年，雍正召集廷臣商议改革方案。会上有大臣提出，与其事后惩治贪官，不如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收入问题。
经过反复讨论，雍正决定实行养廉银制度。这项制度规定，朝廷每年按品级高低，给地方官员发放一笔额外的银两。
七品知县每年可领养廉银数百两，从知府到总督，数额逐级增加。这笔钱可以用于公务开支，也可以改善官员的生活。
为了确保这项制度落到实处，雍正还专门设立了监督机构。每年年底，官员要详细报告养廉银的使用情况。
雍正五年，养廉银制度在全国推行。地方官员的实际收入比之前增加了数倍，一些清廉的官员终于不用为生计发愁。
与此同时，雍正对贪污超过养廉银数额的官员进行严惩。既然朝廷已经给了足够的俸禄，再贪污就是咎由自取。
雍正还在各地设立了＂监察御史＂。这些御史专门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定期向朝廷汇报各地吏治状况。
一旦发现贪污行为，御史可以直接上折子弹劾。这种双重监督机制，让贪官们寝食难安。
为了激励清官，雍正设立了专门的奖励制度。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员，可以获得升迁机会，他们的子孙还能享受入学特权。
通过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雍正成功扭转了官场风气。官员们发现，做清官比做贪官更有前途。
到了雍正十年，朝廷的反腐成效显著。各地贪污案件大幅减少，甚至出现了一些＂廉洁楷模＂的典型人物。
这些官员不仅不贪不占，还能做到为民请命、兴利除弊。他们的事迹被记入史册，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雍正的这场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官场生态。通过提高待遇、加强监督、奖惩并举等手段，他找到了一条治理贪腐的新路。
这种制度性的改革，比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要有效得多。它不仅解决了当下的问题，还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治贪需刚柔并济制度为本
朱元璋和雍正的反腐手段形成了鲜明对比。朱元璋采用的是重典治吏，而雍正选择了制度改革。
数据显示，洪武年间被处死的贪官数量超过十万，几乎相当于当时朝廷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每一次大案的处理，都让朝廷元气大伤。
而在雍正朝，因贪腐获罪的官员数量不足千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雍正对贪官的处罚力度减弱，而是源于制度改革的成效。
从养廉银到任期制，从监察体系到奖惩机制，雍正建立起了一整套防治贪腐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互为补充，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明朝的教训在于，单纯依靠暴力手段治理贪腐，只能取得短期效果。一旦高压手段松懈，贪腐现象就会死灰复燃。
更为严重的是，过于严厉的惩治导致官员人心惶惶。不少能臣干吏因为担心受到牵连，不敢大展作为。
雍正的做法则显示出高超的治国智慧。他没有一味追求严厉打击，而是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过提高官员待遇，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通过完善监督机制，让贪腐行为无处遁形。通过奖惩制度，让清官看到希望。
这种制度性的改革，不仅遏制了贪腐，还激发了官员的积极性。地方官员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可以把精力放在治理地方上。
朱元璋时期的贪官，往往是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既然早晚都要死，不如趁活着多捞一笔。
而雍正时期的官员，则开始认真权衡利弊。做贪官不仅可能丢官坐牢，还会失去大好前程。相比之下，清廉从政反而更有发展空间。
历史证明，制度建设比严刑峻法更能标本兼治。朱元璋虽然处死了大量贪官，但贪腐问题在明朝一直存在。
反观雍正的改革，不仅在他在位期间取得了显著成效，还为清朝中期的盛世奠定了基础。乾隆时期的吏治之所以清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雍正的制度遗产。
这两种治理方式的成败得失，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启示。反腐既要有雷霆手段，更要有制度保障。
治理贪腐不能只靠杀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朱元璋的做法像是用斧头砍树，虽然砍得痛快，但树根还在。雍正的改革则是培育新树，虽然过程缓慢，但效果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