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3日，邓小平于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宣告将裁军百万，并指令实施和平时期的战略调整。邓小平的言论无疑震撼了众人，大规模裁军后，军队安置与生计随即成为热议焦点。会上，有人积极主张军队涉足经营性生产，即倡导军队经商。此言论看似可行，但老将张爱萍迅速提出反对，他坚决认为军队经商不可取，若实施，军队将面临重大问题。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张爱萍将军为何持反对军队从事商业活动的立场呢？张爱萍对军队经商的态度并非草率反对，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自身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大会上表达出来的。谈及历史教训，朱老总整顿华北野战军的事例不容忽视。这一举措展现了他在军队建设上的深远考量与果断行动。忆往昔，解放军设立了东北、西北、华东、中原、华北五大野战军，其中四大野战军编为1至4野，构成了解放军的坚强支柱。然而，华北野战军并未归入四大野战军之列，这让聂荣臻元帅深感遗憾。

事实上，尽管华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作用重大，并后来成为“御林军”，但他们在当年仍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华北野战军在与傅作义交战中，多次遭遇以众凌寡的挫败，尤其是1946年大同集宁战役，败绩惨重，对华北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39年前的一场惨败引发中央对华北野战军作战能力的忧虑，遂特派朱老总前往整顿部队，以期深入了解并解决问题。朱老总抵达后迅速察觉问题：一是傅作义实力强大，足与毛主席比肩；二是华北后方部队冗多，前线出征兵力不足。

朱老总向毛主席报告：华北野战军虽号称12万，但实战兵力不足7万，余者在后方生产，导致团级以上机关财产纪律混乱。朱老总认为，唯有割舍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作战状况方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否则难以有所改观。华北野战军之所以有“大尾巴”，源于抗战时期华北战场的艰难。面对日军的三光政策，生存困难，部队不得不自力更生，解决生计问题。在聂荣臻元帅的引领下，华北地区生产取得显著成效，并且成功为其他野战军部队提供了有力支援。然而，此举导致华北后方生产大幅削弱其战力，面对傅作义这类行踪不定的对手时，他们便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方向。

于是，朱老总着手整理华北部队编制，命令部队终止自营商店，全部公有化，并设立统一后勤部门，专职管理相关工作。斩断军队与生产经商联系后，华北作战能力大增。野战军能灵活应对傅作义，积极展开野战，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崛起。朱老总昔日在华北整顿中面临的问题，凸显了军队经商的教训：军队涉足商业，庞大后勤拖慢行动，经济问题与军纪冲突难免，腐败亦随之而来。战争年间已如此严峻，和平年间其危害恐怕更甚。当然，朱老总那时已逝世，但张爱萍亲身经历，因此对军队涉足商业从一开始就怀有警觉态度。

会议伊始，张爱萍经军队调研后，对国防科工委设立公司及中心表示强烈不满，直言：“何为公司？不过借公徇私！何为中心？实则唯钱是图！”张爱萍将军愤而致信国防科工委党委：官商或军商行为非共产党社会所容，乃军阀国民党之遗风，沉迷经商必将滋生腐败。在此背景下，张爱萍严厉禁止会议中提出的军队经商建议。之后会议上，有人重提此事，他再次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军队与政府涉足商业，定将引发官方投机行为，进而滋生腐败。军装下的投机倒把，是军队的羞辱，国家的痛心，无异于自我摧毁国家基石。

张爱萍认为，军人代表荣誉，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基石。若这份荣誉与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为伍，只会玷污军人的崇高形象。此外，军人涉足商业活动易引发重大腐败问题，此现象绝不可接受。张爱萍将军回忆道：检部门深知，众多干部在生产经营中失足。社会舆论亦明，军队频遭指责，威望大幅跌落。因此，张爱萍身为朱老总的下属，对经商问题极为警觉，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实施禁止经商的相关法规。受张爱萍等人影响，1989年中央秉承张爱萍与邓小平的治军思想，决定裁军70万，并严令军队不得从事商业活动。

1998年7月，中央于人民解放军与武警部队高干联席会议上决定：军队和武警需严整所属经营性公司，并自此后全面禁止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会议结束后，中央对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表示，军队若受腐败侵蚀，将无法最有效地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综上所述，朱老总在经商问题上树立榜样，张爱萍随后明确禁令，中央后续大力推行，确保了中国军队与经商活动的彻底分离。然而，需考虑的是，若昔日军队被允经商，会引发何种后果？是否存在实际例证可供参考？答案是肯定的，可参照越南军队经商案例。越南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直接效仿，推行了革新开放政策。

在这场重大变革中，他们大致遵循了小平同志的模式，但在军队从事商业活动上，坚持己见，准许军队自主经营，以解决自身生产难题。显然，军队经商引发了严重腐败，越南军队现已蜕变为最大财阀，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而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此外，与越南相邻的泰国，其政府也频繁遭遇军队的推翻。此外，越南军队涉足商业后，与民众争利，损害了自身形象，加剧了与民众的疏离。故而，越南军队难以重归昔日“小霸王”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