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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南逃台湾后曾说：“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不是他想不想、愿不愿意进入北大的问题，而是以毛泽东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毛主席的一位挚友听闻此言后却说出真实原因。
毛主席的抉择原来，当年的北京大学全不比今天这么显赫辉煌，在蔡元培教改整顿之前，北京大学饱受北京市民的恶评。毛主席当年之所以没有进入北京大学并不像胡适所说没有考上，而是毛主席根本没有去考。
而毛主席之所以直接弃考则与当时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衰落与其在文化传播界的崛起有关，毛主席不愿意再走读书做官的传统老路，而想要直接追随最新的社会潮流，教育人民，开启民智，实现民族觉醒与民族进步。
当然，熟悉毛主席早年经历的朋友您一定知道，毛主席毕竟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一定时期的管理员，毛主席谋得此职是为借助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量实现自身理想。下文就为您介绍当年知识分子起伏沉沦的这两股潮流······
知识分子地位的衰落与胡适的抱怨余英时谈及二十世纪初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提到社会的游离性、政治的边缘性与文化的核心地位三个关键要素。中国知识分子在后科举时代，丧失了政治层面的上升渠道，成为边缘人物，在社会中处于游离状态。
政治地位被辛亥革命的功臣元老们霸占，而财富则历来为地方上的富商土豪所占据，知识分子要做官做不得，要钱也没有，果真成为了余英时口中漫无目的四处流浪的游离者。
知识分子在一般社会心目中仍占据最中心位置，舆论也仍在读书人的手中，五四运动后尤其如此。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
但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是一个持续性过程，科举制度的崩坏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失去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渠道，无论是武夫当国的北洋，还是南京国民政府，荐举制都大行其道。
民国时代官吏任用的主要途径乃是荐举这在民国时期不算后门，而是正门。这种官场乱象自然引起知识分子反弹，胡适就在《大公报》上撰文提出质疑：当时“国家官吏”共有十多万人，却都不由考试途径而来。
只可惜这种呼吁被当成“ 书生空谈”，并没有对现实产生多大影响。 没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根本无法通过政府渠道介入现实政治。
此外，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也导致知识分子开始成为特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或文化贵族，形成一个半封闭式的隔离圈，“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这进一步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可能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远离政治的趋势并没有绝对化，依然有人“出仕”，但相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显得更加多元化。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即有论政、议政传统，近现代公共舆论的核心，则是建构一种与官方言论保持距离的民间话语体系，这在当时很有市场。 一九三三年，胡适曾说：“我仔细想过我在政府外面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往往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 开始时，他们试图将自身塑造为“特殊知识分子”，即不参与具体的政治事务，而是通过媒体，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引导舆论，影响上层建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各自走向前台，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实事求是地说，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秉持传统士大夫情怀，基于国家危亡等因素，他们中部分人选择由学界迈入政界，显得理所当然。
这些知识分子初入政坛时心气都非常高，但他们的自负和官场表现往往大相径庭，其政治建树与学术地位无法匹配。蒋廷黻就认为自己很懂政治，还向人夸下海口，说自己是首任台湾省主席的最好人选。
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播界的崛起
而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影响力的提高，则主要得益于大众媒体的兴起。“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晚清以后使其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知识分子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将个体的言论放大为辐射全国的公共舆论，这就是传统清议向现代论政转型所带来的成果。知识分子并不用直接面对大众，而是通过公共舆论平台完成对大众的交流、教育与说服，其影响力得以急剧扩张。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同类别源于知识构成的差异性。 科举制的崩溃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世界的巨大变化，去外国留学的中国人急剧增加。其中，留日与留美知识分子在思想、言论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一是数量上的差距，留日派在人数上远远大于留美派，留美学生人数还不足千人，而留日学生人数早已远超万人。二是思想上的差异，当时日本思想界受十月革命冲击，社会“左倾”思潮十分明显。
这种经历、际遇的差异，使得留日派与留美派的知识储备和价值取向都有明显区别，他们回国后在媒介实践过程中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当然，无论是留日还是留美，他们在与媒体合作的“姻缘”中都贡献了力量。
但旨趣的差异还是为《新青年》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留日知识分子往往具有鲜明政治目的，他们所追求的大都是从文化启蒙到政治革新这一路径；而留美知识分子的选择却不同，相比之下他们似乎更加强调学术与专业。
陈独秀、钱玄同主张这是革命事业，而胡适则视为学术问题，那么出现分裂也就不足为怪。周作人表态赞成胡适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学术气息应该浓厚起来，但发表声明说不谈政治则不必要。
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中，欧美留学生处于金字塔尖，留日学生其次。在这种金字塔结构的文凭制度中，现代教育体系得以确立，进一步促进知识分子内部分化，也压缩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寻找学术领域之外的新领域。
因此，对待媒体的态度上，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必然分裂，这种由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学术旨趣所带来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道路。
处于金字塔学统等级制度顶端的胡适、吴宓等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分裂。胡适等人认识到了现代媒体的影响力。而吴宓等新人文主义的中国信徒，他们更强调人的道德规范与自我约束。
其实，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以外国经验观照中国现实，最大问题在于脱离中国底层社会实际，而底层是当时中国革新力量及涌动思潮的源泉。反而是处于金字塔学统等级制度中下端的知识分子，利用媒体获取了自身话语权及生存空间。
如“左联”成员主要是留日及国内院校出身，毕业或肄业后几乎没人留在高校，表面上看处于金字塔的底端，脱离了知识分子传统教书育人的固有职业，实际上在媒体中找到了新的“教化”及“鼓动”大众的渠道。
结语：在启蒙运动之前，知识分子认为“大众” 缺乏理解真理的能力，没有深刻的思考能力，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认同。您对胡适还有哪些看法和评价？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探讨，一起交流进步。如果您还有疑问或对文章的不解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定及时为您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