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时候，廖汉生不再担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转而去了北京休息调养。其实，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从1980年开始，上头让我从南京军区换到沈阳军区。那时候，大家伙都觉得，在沈阳军区干个两年差不多就该撤了，还不如待在南京军区稳当。实在不行，到时候再回来呗。但上头没点头，最后还是得听命令，去了沈阳军区。

1982年，他和其他9个军区的3位司令员、8位政治委员一块儿被撤了职，换上了很多比他们年轻许多的新将领来领导。

在正式退休前，上头有意让他去军事学院当院长或者去总政部工作，但他全都礼貌地谢绝了这些提议。

1957年的时候，他接手了南京军区学院院长的位子，一干就是三年，后来就被调走了。要是再让他去当院长，他自己心里也没底，觉得自己不一定能比以前做得更好。

说到去总政那边，会给安排个啥职位呢，估摸着能给个总政副主任当当。

现在还没到开十二大的时候，新一届的军委领导班子也还没选出来。不过，总政部主任这个位子的人选，心里头已经有数了。一开始，上头想让陈丕显当总政主任，余秋里呢，去干政法委书记。但余秋里看了看自己的情况，还是更愿意回军队干活。所以，上头就把他俩的职位给调换了一下。

难道是因为余秋里即将成为总政主任，所以他才不愿意就职吗？

在打仗那会儿，余秋里一直是在廖汉生的手下干活。虽然余秋里一开始是红6军团的人，但等2军团和6军团合并后，他就被调到了2军团的6师，当上了团政委，专门负责加强政治方面的工作。那时候，廖汉生正好是6师的政委。

在打仗那会儿，就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廖汉生是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里的政委，而余秋里呢，他是下面一个旅的政委，后来还升成了军的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余秋里表现非常出色，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因此，他很早就被提升为总财务部部长和总后勤部政委，这个时间甚至比廖汉生担任大军区正职还要早。

1958年那会儿，余秋里告别了军营，转到了石油部门。他带领大家开展石油大会战，让咱们国家不再为油发愁，这事儿还成了地方和军队都学习的榜样。时间一晃，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段，他开始帮国务院的领导管经济工作了。转眼到了1975年，余秋里直接被提拔为了副总理。这时候呢，廖汉生在南京军区当政委，俩人在职位上已经各有各的路子了。

1982年的时候，军队高层要重新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其实早就内定了。在大军区里当官，这事儿不可能不清楚。

其实，廖汉生并没有因为老战友要接任主任的位置而主动让贤。

他并不喜欢呆在机关里，从他的工作经历就能明显看出，他一直做的是政委的活儿。在抗日战争那会儿，上面想让他去358旅当政治部主任，但他愣是把位置让给了金如柏，自己跑到团里去继续做政委。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上面又打算调他去西北军区当政治部主任，从1军政委的位置上挪窝，结果他又给推了。不过西北军区的干部素质高，他最终还是松了口，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得让冼恒汉来当副主任。为啥呢？因为冼恒汉以前就是干政治部主任的，对那套工作流程熟悉得很。

早在1980年那会儿，上面让他去沈阳军区，他就一直说想退休，或者先在南京再干两年。他觉得去沈阳军区干两年，还没摸透情况就退，对部队不好。但上级没同意他的想法。在那之后的两年，他又多次跟军委的领导说想退下来，还提议让年轻的干部来接班。

1982年，上面提出了让干部年轻化的新政策，他那时已经71岁了，不管是年纪还是身体状态，都比不上以前了。领导考虑后，批准他退休。

1983年，我从部队前线退下来，原以为能过上悠闲点的日子，没想到却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一脚踏进了全新的工作领域，整天忙得团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