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前后，国家推行了一项“顶替接班”制度，依据该制度，职工退休后，其子女可获得国家编制内的工作岗位。然而，到了 1983 年，此项“顶替接班”制度宣告废止。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的群体，对这一制度通常存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先来说恩荫】
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存在一类凭借家族门第出身而获取官职的群体，他们因受家族长辈庇佑，犹如置身荫蔽之下，故而被正式称作“荫生”。
在清代的官僚选任体系中，荫生群体以“恩荫”为主要类型。据彼时制度明确规定，于京城任职且品秩在四品及以上的官员，以及在地方任职且品秩达三品及以上的现任官员，均享有荫庇特权，可使其一子获得入仕资格，或得以进入国子监深造学习。
恩荫规模颇为可观。依据相关职司，吏部验封司通常每年均会向帝王呈递一份涵盖诸多人员的详单，其上所列人数，少则十数人，多则数十人。此意味着，当官员品级符合既定标准时，即可享有此项优渥待遇。
然而，恩荫制度存在特定标准。具体而言，遵循严格的承袭顺序：首先，恩荫资格优先赋予嫡长子孙。若嫡长子孙已入仕为官或遭遇变故，则顺延至嫡次子孙。当嫡次子孙不存在时，方考虑庶长子孙。唯有在庶长子孙亦阙如的情况下，才会将恩荫机会给予兄弟之子中符合承继条件者。
经考究可知，无论是恩荫还是其他荫生途径，皆须严格恪守嫡庶制度。若有官员因偏爱幼子而违反此项制度，必将遭受严厉惩处，包括革除官职，并处以杖责一百、流放三年的刑罚。
若荫袭之人于入仕前，因疾病或意外致使身体残疾乃至病故，可另择一子准其荫袭；而若荫袭之人已入仕后病故，则不再准予补荫。
此外，荫生资格存在明确限定。具体而言，只有在皇帝颁布旨意之前出生或完成过继的子嗣，方具备荫生资格。意即，子嗣出生或过继时间节点，需先于皇帝旨意下达之时，严禁在旨意发布后仓促安排生育或过继以获取荫生资格。
其次，荫袭制度规定，受荫者自身须具备相应文化素养。不学无术之纨绔子弟以及有犯罪记录者，即便其父为一品大学士，依据制度亦无荫袭资格。
荫生，因其入仕途径并非经由科举取士这一传统渠道，故而在文化素养层面，相较于进士、举人，普遍存在差距。并且，于荫生群体之中，不乏才德不符、徒占其位之人。
针对此情形，朝廷出台相应举措。对于年满十五周岁但未满二十周岁的荫生，明确要求其入国子监修习课业。完成学业后，由吏部统筹安排至各部衙署见习，经严格考核合格，方授予实际职务。而年满二十周岁的荫生，可越过入监学习环节，直接参与见习，于吏部候补实缺。
雍正登基之后，审视荫生群体，认为其整体素养尚待提升。基于此，遂为这一凭借父祖官爵获资荫的特殊群体增设考核机制。规定荫生唯有通过相应考试，方得录用；若未能通过，则需返回原籍继续修习，历经三年，方可再次参与考核。
荫生所获品级与职务的确定，遵循以其父辈官阶为依据的准则。以汉族官员体系为例，正一品官员的荫子可获任员外郎（于地方则对应同知之职）；从一品官员的荫子则通常被授予主事之位（在地方等同于知州之职）。其核心原则为，荫生品级较其父辈低四品。
此外，于世袭之公侯伯爵体系中，除一位子嗣得以承袭爵位外，可另择一子，依正一品规格封荫。子爵封荫待遇参照三品，男爵则参照四品。与之不同，各部尚书、左都御史及各省总督，虽官阶为从一品，然其荫子待遇却可依照正一品之标准执行。
【再来说难荫】
在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中，若现任官员因履行朝廷公务而不幸殉职，其子孙可凭借此情形受荫，此荫生方式被称作“难荫”。这一举措实则是封建帝王出于彰显大臣卓著功绩之目的，所推行的一种具有较高规格的荫生制度。
基于保障忠臣后裔生活所需，进而激励官员竭诚效命于王事之考量，即便官职品级极为低微的官员，若为国家英勇献身，其子孙亦可享有难荫待遇。此乃针对“殉国之士”后代所施行的特殊优抚举措。
以嘉庆十八年的林清起义为例，此次起义影响范围广泛，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均受波及。其间，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于与起义军进行的激烈巷战中，不幸壮烈殉职。嘉庆帝闻此，特下旨意，追谥刘斌为“忠义”，并赐予知县衔，同时恩荫其儿子为巡检。
相较于恩荫，难荫所享待遇更为优厚。难荫具体可细分为两类情形：其一为依循官员本职进行荫子；其二则是采取减等荫子的方式。
于战事中不幸捐躯者，依其本职依规荫及子嗣；因履行其他公务而殉职者，荫子规格则相应降等。具体标准为：三品及以上官员，其子孙可荫知州之职；四品至通判级别的官员，子孙得荫知县之位；知县之子，荫州判之职。至于佐贰官，六品与七品官员，其子孙可荫县丞或主簿之职。
由此可见，相较于恩荫制度，难荫制度下官员出仕的起始基点显著更高。此现象不难阐释，盖因于国家事务中英勇殉职的官员，在数量上实属有限。
【最后是特荫】
特荫制度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缺乏明确的书面条文规范。从特荫对象的选定、特荫范围的界定，到受荫者获任职务的安排，均取决于皇帝的主观裁断。
清代特荫制度肇始于乾隆年间。乾隆三年，乾隆帝颁布长篇谕旨。该谕旨核心要义为，自大清开国以降，诸多名臣后裔渐趋式微。为此，乾隆帝饬令吏部，于这些名臣之子孙后辈中，遴选出德才兼备者，施予恩泽，授以官职。
此后，乾隆皇帝特颁谕旨，针对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英勇捐躯的广西巡抚、灭寇将军傅弘烈之后裔，赐予其特殊的荫庇待遇。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清廷进一步推行恩泽，将其惠及明末时期抵御清朝的将领熊廷弼与袁崇焕的后裔，以此彰显对忠烈之士的高度褒扬。至嘉庆年间，为彰显对清正官员与谏诤之臣的赞誉，朝廷特意提及原大学士朱轼、孙嘉淦，以及已故御史曹锡宝——曹锡宝曾对和珅家仆刘全予以参劾。针对这些人物，清廷对其子孙赐予特殊荫庇待遇，以表嘉奖之意。
在同治朝之前，通过特荫方式获得相关待遇的事例极为罕见，据统计，其总数当未逾二十例。
在光绪一朝，清廷为彰显对特定功勋群体的恩渥，大幅拓宽特荫路径。彼时，曾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等战事中建立卓越战功的多隆阿、向荣、江忠源、罗泽南、骆秉章、李续宾、彭玉麟、鲍超等诸臣，其后代子孙皆获特荫之遇，此举措旨在褒奖先辈们为维护王朝统治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然而，至彼时，纵使清廷以各类褒奖举措对往昔勋臣予以彰显，却依旧无力扭转大清王朝覆灭之颓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