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 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邓宝珊代表总司令傅作义与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31日，东北野战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古都北平和平起义，保全了北平这座历史名城，数百万北平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在促成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的诸多因素中，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起了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而最早建议傅冬菊给父亲傅作义做工作，并在幕后持续推动这一进程的，竟然是一位苏联人，他就是驻天津总领事馆的总领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季托夫。

季托夫晚年在征得傅冬菊同意后，在俄罗斯史学杂志《远东问题》上发表他的回忆文章《关于1948—1950年在华工作情况的回忆》，向世人披露了在1948年秋冬，当时，傅冬菊与中共地下组织失去联系，傅作义将军犹豫不决、沮丧彷徨并决意自杀的关键时刻，季托夫多次力劝傅冬菊说服傅作义将军认清形势，与中共进行停战谈判，终于达到目的。

1948年10月，东北辽沈战场激战正酣，但战争形势明显向中共方面倾斜。季托夫告诉傅冬菊：“苏联非常了解她的父亲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但是，我个人完全不理解他的表面立场，因为他站在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一边，而蒋介石政权没有前途并且必定要遭受失败。”傅冬菊回答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在夺取张家口的过程中，曾与共产党部队兵戎相见。他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饶恕他，所以站在蒋介石一边跟解放军作战。”

季托夫否掉了傅冬菊说的这个观点，“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简直是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季托夫希望傅冬菊向自己的父亲解释清楚，蒋介石的军队人心涣散、丧失战斗力，失败是注定的。必须要让他明白，摆脱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华北地区实行停战尽快开始谈判。

可以说季托夫为傅作义起义铺垫了很好的道路，也为傅冬菊做通傅作义的工作做了坚强后盾。

1948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部署四野主力入关，没有打定和平起义主意的傅作义在重压之下决意自杀。因为他清楚，他根本无法击退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他的进攻，他又不愿意无条件投降。

战与和，让傅作义受尽煎熬，他不由地不断回忆起国民党另两位高级将领对他的忠告。

辽沈战役关键期，卫立煌到北平听取蒋介石指示。卫立煌临行，傅作义宴请了他，席间问他:“听蒋先生今天的言谈，沈阳没救了，我们华北该怎么？”卫文煌沉默良久，对傅作义说出了肺腑之言:“廖兵团完， 按共军过去的作风，两个月内可以消化完毕，那时林彪就会增加到百万大军。因此，你绝不可守城。国共问题是可望用政治来解决的。蒋的政权是否存在，只是少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问题。”

卫立煌的这番“反动”话极大地震动了傅作义的底线。

二十年后，重病在身的卫立煌躺在北京的医院里，医生禁止一切人来访。听说傅作义来看他，在卫立煌的坚持下，特许傅进入了他的病房。傅作义对卫立煌说:“过去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这点病算什么。”卫立煌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傅作义:“这次你帮不上忙了。”

还有一个人的一番话也极大刺激了傅作义。

1948年11月8日，辽沈战役末期，杜聿明从葫芦岛撤到北平，第二天，杜聿明要离开北平前往淮海战场，傅作义为他设宴饯行。酒过三巡之后，傅作义向杜聿明征求他对北平局势的看法，杜聿明推心置腹语气肯定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人关，他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

杜聿明的话让傅作义立即想到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那席话:“满洲和它的三十万左右最优秀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

卫立煌与杜聿明两人打开天窗说的亮话，极大地触动了傅作义的思维。再加上中共党员他的女儿傅冬菊的工作以及幕后推手苏联人季托夫极力推动，还有客观现实的严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方面海纳百川般的气魄，这些综合因素，终于使傅作义成为识时务者的俊杰，亲手在历史重要拐点处书写了对整个民族有功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