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9日，42岁的鲁迅突然收到了二弟周作人的绝交信，信里写着：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我的后面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封信的诞生，终意味着民国最大的兄弟天团组合破裂，俩兄弟从此选择单飞。
单飞前，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在中国文坛是最强的组合：他们文笔都极其出众，却又各有特点，一个（周作人）习惯以超然的、普遍的人的立场写作，追求恒常的概念，如美、自由、崇高；另一个（鲁迅）则自我认知为被压迫歧视的国人，与愚昧、麻木如动物一样的一群人为伍，他总是赤裸裸地指出群体的问题，而又从不放弃他们……
他们年纪相当，只相差3岁多，而且外貌极其类似，就连声音也有几分相似。
鲁迅与周作人
这样的兄弟天团破裂，在当时可是巨大的新闻。外界开始根据他们的绝交信猜测他们的绝交缘由，最荒诞的猜测理由为：与原配朱安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鲁迅，因偷看弟媳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继而导致兄弟俩绝交。
事实当然与这等八卦无关，最有力的证据是：接绝交信当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欲邀问之，不至。”
这话说明：事发后，鲁迅是懵逼的状态，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明白弟弟为什么要跟自己决裂。也因为想不明白，所以他试图找弟弟问明缘由，可周作人却根本不愿跟他谈。
试想，如果鲁迅真的干出了“偷看弟媳洗澡”这等龌龊事，他自己能不知道咋回事吗？
鲁迅和周作人绝交与羽太信子洗澡全无关系，但它却与羽太信子精心设计的阴谋有关。而这个阴谋，则是鲁迅几十年“给两个弟弟弟媳当牛做马”的必然，也即是“斗米恩、升米仇”的印证。
为什么如此说？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到1919年鲁迅买下北京八道湾的大四合院说起——
1919年，即鲁迅正式回国的第十年，这一年，也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的第十年。鲁迅用自己所有积蓄，再加上卖掉绍兴老家得的部分钱，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了一个大大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有30间房，够的下鲁迅一大家子居住。
房子买好后，鲁迅对四合院进行了细致的装修，不用说，这又费了不少钱，不少心血。但鲁迅心里高兴，作为一直有封建大家长情结的男人，鲁迅最喜欢的就是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场景。
一切安顿妥当后，鲁迅将弟弟周作人一家和三弟周建人一家、母亲和朱安，都接到了八道湾。这里不得不特地提一嘴的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的妻子也是日本人，还不是别人，而是鲁迅二弟媳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羽太芳子。
这里，很多人会想到一个问题：两兄弟嫁两姐妹这种，通常都是有人从中刻意牵线搭桥，羽太芳子和周建人？没猜错，他俩的姻缘，就是羽太信子从中“做手脚”的结果。
羽太信子（抱孩者）和羽太芳子（左一坐者）等
从羽太芳子与周建人的姻缘来看，羽太信子就不是一般人，她非常有想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有野心。
羽太信子性格非常强势，是那种特别“霸蛮”的强，是天生的“软饭能硬吃”的主。她出身日本普通人家，嫁到周家这种大户人家后，她有着极其大的野心，她的野心就是：掌管周家的大小一切，最好连一只苍蝇都不会违背她的意愿。
鲁迅并不擅长和女人打交道，这没办法，他根本没和女人真正接触过。就连他的原配妻子，根据他后来与友人的对话：他俩的性生活，也就一两次而已。
鲁迅写文章鞭辟入里，经常骂人，怎么看，他的性格都是硬骨头。尤其，他对日本人的态度，更是出了名的强硬。可极少有人知道，生活里的鲁迅并不像文章中那般强硬，他对身边人非常随和，尤其对小孩子是非常热情的。
鲁迅对家人从来呵护有加，因父亲早逝，二弟周作人和三弟从小的生活、学习，全是他这个大哥在一手操持。就连后来周作人赴日留学的种种，以及工作的种种，也都是鲁迅一手包办了。
习惯了包办的周作人，婚后有了羽太信子，自然也就继续享受“包办”，根本就没想过事。对于羽太信子的野心，他自然也毫无察觉。
鲁迅对周作人、周建人呵护备至，对两个日本弟媳妇自然也十分友善，住到八道湾后，为了让他们有归属感，他还将管家的大权，交到了羽太信子的手中。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等
原本，这个管家权应该交给鲁迅的原配朱安，可前面提到了，鲁迅和朱安感情并不好，甚至连交道都打得极少，加上朱安大字不识，所以鲁迅并未将管家大权交给朱安。朱安在周家的任务，至始至终只有一个：照顾鲁迅的母亲鲁瑞。
鲁迅当时的收入非常高，周作人的收入也不低，他们一家的开销主要由鲁迅提供，鲁迅作为那个时代的顶级文豪，稿费颇丰，他在教育部每个月还有三百元的收入，光这个收入就比普通职员高出几十倍。
可即便如此高的收入，在羽太信子的打理下，周家竟每月都入不敷出，这是为何？答案就出在羽太信子身上。
羽太信子出身普通，但极讲排场，尤其她自认为嫁到大户人家，那排场更是讲究得不行。根据史料记载，羽太信子在八道湾时，家里请了管家、车夫、厨师，几个打杂采购的男仆，收拾的老妈子，连看孩子的女仆都有两三个。
光这个人员配置，以奢靡著称的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都要自愧不如。
信子管家后，鲁迅每月薪水全给她了，也还不够花销，他只得拼命写稿子，同时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补贴家用。
为了维持这个排场极大的家的开销，鲁迅经常穷得连买点心和香烟的钱都没有，他自然也没钱喊车去上班，经常性步行从学校到家里。
住在八道湾的那些年，鲁迅经常在步行回家的路上，看到汽车从自己家里进进出出。这汽车从他身边经过时，经常溅他一身泥水，或是扑他一脸灰。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内心完全没有触动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任何一个辛辛苦苦赚钱、省吃俭用的主，能看到人大手大脚花他钱还无动于衷。
但即便有触动，鲁迅也终究没说什么，封建大家长都有做牛做马的准备，鲁迅亦是如此。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放在了这个大家庭里，就连侄子生病时，他也全程陪伴，拿周建人之子周沛来说，他周岁时得了一场病住院了一个多月，鲁迅几乎每天都前往医院，甚至整晚睡在医院照顾侄子。
如此鲁迅，也当真堪称中国封建大家长的典范了。
鲁迅不知道的是：在他把全部心力放在这个大家庭的维系时，羽太信子却已在摸到他的底后，开始筹划一场鸠占鹊巢的戏码了。
鲁迅完全没有提防，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站在羽太信子的角度去考虑过问题。想想，羽太信子两姐妹嫁给了周作人、周建人两兄弟，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亲上加亲的家庭，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而鲁迅夫妇和鲁瑞，从她们的角度看过去，就更像是外人了。
跟周作人家人和周建人家人相比，鲁迅夫妇和鲁瑞，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这俩周家人全和她有血缘关系，细思极恐，细思极恐。
鲁瑞与朱安
一个家里长期有“外人”，这个“外人”当然是相对于羽太信子而言的，有外人肯定不爽，那怎么办呢？当然是设法赶走了。
随着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的众多子女的相继降生，在八道湾这个地方，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的人马越来越多，而鲁迅、朱安和鲁瑞始终是三个人。
换句话说：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八道湾的日本人越来越多。而当时的日本属于强国，中国属于弱国，在这种情况下， 羽太信子生出了要把鲁迅赶走的心思，实是再正常不过了。
羽太信子坚信自己能赶走鲁迅的原因是：鲁迅这个人自尊心非常强。自尊心强的人，一旦被污蔑，尤其被至亲污蔑，是不会解释的，甚至连求证都不会。
鲁迅
拿捏住了鲁迅的这个特性后，羽太信子的发挥余地就非常广阔了。从摸到鲁迅已经没钱的底开始，她就不断地在周作人面前讲鲁迅的坏话了。周作人是个软性子，软性子的人没有主张，他们最软的地方就是耳根子，你不论说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只要说的次数够多，他们都会取信。
羽太信子既能使用手段将妹妹羽太芳子送到周建人的床上，她自然对男女之事非常精通。可以说，男女之事，是日本女人最为擅长的事。
羽太信子发现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清白”看得比脸面还重后，他自然就有了主意了：把鲁迅赶走，只要在男女之事上随便弄出点什么来，就好办了，因为这是周作人等所有中国男人最不能容忍的。什么？鲁迅万一来解释怎么办？羽太信子根本不担心，因为鲁迅甚至都不会知道发生了啥。
为何？因为关于男女之事，中国男人都不会明说，一旦周作人不明说，而鲁迅又具有高自尊，具有不愿解释，甚至不想求证的特性，这事，就一定能成。
不得不说，任何女人一旦想用男女这类事去“碰瓷”男人，也就自然地立于先天不败之地，男人就算是解释，也将越解释越黑。
一切都计划好了之后，羽太信子就开始运作了，实际上，前面她不断地说鲁迅坏话，就已经是运作的一部分，这部分运作是为了在搞男女事污蔑的同时，让自己置身事外。等于说，她用那些“坏话”对周作人表明了心意：我看不上鲁迅这个人，所以，你别误会，我们之间只存在他对我不敬，不会有私情。
紧接着，就是下一步操作了，这步操作如果有名字，可以直接叫“瞎编乱造”。羽太信子到底是怎么在周作人面前编造鲁迅对她表达“有意”的，这个不得而知，因为周作人没有明说，鲁迅全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羽太信子，又打死不可能说，所以这部分就成了永远的谜了。
但我们可以大胆脑补一下：某日，鲁迅到后院来，恰只有羽太信子一人在，便与他说了几句话后走了。随后，羽太信子就哭哭啼啼找到周作人，说刚刚鲁迅趁着四下没人的时候，对着自己说了不敬的话。
周作人是非常清楚鲁迅和朱安的情感状态的，所以，自己的妻子牺牲自己的名声说这样的话，他一定会信。接下来，鲁迅不管是来不来后院，都将表示“确有其事”，但凡涉及男女之事，一定是无解的，这里，亦是无解。想想，鲁迅如果再来后院，说明“又有想法”；如果不来后院，说明“心里有愧”，横竖都是有问题的！
鲁迅与周作人等合影
以上是我们脑补的部分，真相可能与此类似，也可能是另一种戏码。但从周作人后来绝交信中，提及绝交源头时如此讳莫如深，大概率就是男女之事的“碰瓷”了。我们重温一下整个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面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 作人”
这绝交信中，省略了很多内容，第一个省略在“我昨日才知道”这儿，并没有交代“知道”的是啥事，直接跳到了“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紧接着，第二个省略来了，在第二句“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里省略的是“担受得起”的事，究竟是啥事？
第三个省略是在“我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这个“所见的”是什么事，也没有说。
鲁迅收到这样一封没头没脑的信，整个是懵的，但周作人却以为鲁迅看得懂，他甚至还认为：自己不提那事，是给了鲁迅面子了。实际上，这种绝口不提，恰是让鲁迅连申辩都不知道如何着手，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啥。
周作人是个软性子，他前半辈子一直被哥哥鲁迅包办，他不懂真正的人性险恶，甚至不知道系统思考，所以，他不可能看出这一切都是阴谋。他看不出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用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是琢磨不透日本女人的思维的。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认为没有女人会拿自己的名节开玩笑，可拜托，他屋里那个，是日本女人，而且是精通男女之事，且有手段的日本女人。
鲁迅在收到绝交信后，并没有立即搬出八道湾，前文提到，他还试图找周作人问清楚缘由。但周作人不肯见他，这个“不肯见”直接将鲁迅的自尊心践踏到了极致，鲁迅愤怒了。
愤怒的鲁迅决心就此按周作人所说的“绝交”，他的“绝交”可不仅仅是不到后院去，他要走得更远一点，要直接从八道湾搬走。这里，鲁迅在盛怒之下有了赌气成分。
鲁迅开始找房子，很快他西三条胡同找到了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就是后来的鲁迅故居。因为此时他的家底已经被羽太信子等掏空了，他没有钱买下这个房子，于是，他得不得找好友借了800大洋，把这个院子买下来了。
北京西三条胡同鲁迅故居
之后，如羽太信子所料：鲁迅带着朱安、鲁瑞搬出了八道湾，时间是8月2日，距离收到绝交信仅仅十一天时间。
十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鲁迅只身回八道湾取书籍和杂物。知道鲁迅归来，最着急的人，一定是羽太信子，为什么？因为他怕兄弟俩对峙，然后真相大白，那样一来，自己脸面何存。
怎么避免兄弟俩对峙，答案是：胡搅蛮缠。于是，鲁迅拿书籍杂物期间，竟莫名其妙地被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恶语咒骂，还殴打了。鲁迅后来在日记中，如此讲述当时的情景：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周作人）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这里，鲁迅也是一脸懵的状态，他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他。羽太信子太过于怕他们对峙了，所以还出了一个阴招，直接叫了外人过来，这个外人，就是张凤举、徐耀辰。羽太信子太了解中国男人了，只要有外人在场，他们就不可能扯到男女事上，自然就无法真正当面对峙了。
这场闹剧后，鲁迅再也没有回过八道湾，经此一闹，兄弟俩嫌隙更重了，自此也再不可能和好如初了。
鲁迅为那个大家族付出如此多，最终却以如此狼狈的方式退场。他的心彻底寒了，不过，他的身体也彻底被解放了。
以前，他被束缚在了那个大家族里，不停地为家族众人而活，如今，他彻底离了那个大家庭，他也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
出了八道湾后不久，鲁迅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恋爱，两人不断通过信件交流感情。1927年，即搬出八道湾4年后，他与许广平同居，不久，他们唯一的儿子周海婴出生。
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与许广平的事传开后，最兴奋的是羽太信子，因为她终于通过这件事坐实了鲁迅在男女事上不检点的事儿了。
同样如此认为的，自然还有周作人，他后来以此事为由谴责：鲁迅跟许广平在一起是“讨姨太太”，是为了满足他猥琐的欲望。
周作人本是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却唯独对鲁迅的事如此不开明，原因当然也与之前的种种误会有关。自此后，周作人更加不会觉得自己误会了鲁迅了。
大概是更加确定自己当年被鲁迅“坑”“伤害”了的缘故，周作人一气之下，竟写了十几篇文章含沙射影地讽刺鲁迅，说他“多妻”、“纳妾”、“色情”，跟他一惯的绅士风格挺不符的。
而鲁迅在与周作人绝交后，始终没明白弟弟为何与他绝交，他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他只能从他们在八道湾的各种生活琐碎中去找端倪，好在，他找来找去，也终于找到了点上，他确定问题出在弟媳妇羽太信子身上。
如此，鲁迅对弟弟周作人自然是没有太大恨意的。
鲁迅甚至经常想起自己和周作人幼年、少年一起玩耍、学习的场景。是啊，他们从小到大都特能玩儿到一起去，他们一起在私塾受苦、背书，被私塾先生教训，课余又一起看闲书。睡觉时，鲁迅还经常给周作人编故事，那叫一个天马行空，什么像大象一样大的蚂蚁，海中一座仙山等等。
鲁迅经常回忆起他们少年时代一起写的那篇《祭书神文》，那是除夕夜，他们趁着旁人祭拜时，凑在一起合写出来的。吵闹的年夜，两个少年躲在一起给书神写祭文，这样的画面，鲁迅怎会不怀念呢！
周作人骂鲁迅的那些年，鲁迅却一直在默默关心着周作人，他甚至还将自己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的一套《会稽郡故书杂集》，挂上了周作人的名字，而自己只署名了序言。
即便曾经被弟弟莫名其妙绝交，被弟弟辱骂、殴打，在他心里，弟弟仍是最亲的人，比名利重要太多。
可叹，这种种，周作人是在鲁迅死后很多很多年才知道的。而在这之前，周作人为了生存研究了很多年的鲁迅，研究过程中，他写的文，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搞”鲁迅，比如，他曾对鲁迅的文《父亲的病》提出质疑，说鲁迅这篇文章里写的：
“一个叫衍太太的邻居进屋来主持，让他父亲临终前大声地呼唤他，以至于本可平静走的父亲走之前承受了很多痛苦。”
周作人直接说：这个情节是鲁迅瞎编乱造的，是属于文学加工和想象。他还说鲁迅很假，他没法理解鲁迅在父亲死后那种抓耳挠腮的愧疚和无力感。
这类“研究”还有很多，做这些时，周作人内心全无歉疚之心，而只有“快意”。
晚年周作人
因曾做汉奸的缘故，晚年的周作人过得非常不好，他备受压迫，他和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变得不那么好了。
81岁那年，他每月只有最低10元的生活标准，一家人的口粮都无法满足，只得每日吃臭豆腐和玉米糊过活。这样的他，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1967年，82岁的周作人因下地解手猝然离世。死前，他长期睡在厨房的铺板床上。
晚年如此凄惨的周作人，是否想起了与哥哥鲁迅在一起时的舒适时光呢？他又是否已经释怀那些过往了？
没人知道答案，世人只知道：周作人确实知晓了鲁迅与他绝交后对他的态度。但他并未就此说什么。
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告诉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说故乡的法师曾给鲁迅和周作人各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
鲁瑞曾叹道：长庚星和启明星，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实是永不相见的星。
鲁迅父母
然而，鲁迅和周作人，这两颗星，曾照亮过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整片星空。他们的确永不能相见，但他们毕竟曾“双星同辉，照耀夜空”！如此，便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