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2日，秋林会议结束后，薄一波想回驻地，却被阎锡山的副官挡住去路。

薄一波意识到，阎锡山可能要软禁他，其背后自然是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其实对于阎锡山此举，薄一波早就意识到了。在秋林会议上，阎锡山就口出惊人之语，露出了狐狸尾巴。

秋林，是陕西宜川县一个小镇，阎锡山是山西王，为何到了陕西？

山西六成以上的地区是丘陵山地，晋绥军有20多万，其中有7个炮兵旅。

晋绥军有自己的兵工厂，每个士兵当时平均有3000发子弹。

山西地形险要，如果死磕日军，山西坚守个三年五年不是问题。可是事实上，日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西几乎全境。

固若金汤的太原，只守了4天就陷落了，但凡要认真组织一下抵抗，省城也不会这么快就落入敌手。

前线的中国军人英勇奋战，功绩不能抹杀，关键是阎锡山本人为了保存实力，根本没有做与日军死磕的打算；正所谓，一将藏奸，累死三军。

山西大部丢了，阎锡山只好到陕西苟延残喘。

那么，在秋林会议上，阎锡山的“惊人之语”又是什么？

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有第二战区军政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史称“秋林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是晋绥军的头头脑脑，师长以上的军官、保安司令。

除此之外，还有各专员以上行政官员，部分县长，一共167人。

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员薄一波等牺盟会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而在1927年之后，薄一波曾多次受到阎锡山的通缉。

共产党人为何出席了国民党的会议？曾经被通缉的薄一波，为何成为阎锡山的座上客？

这一切，要从阎锡山的为人说起。

阎锡山是个老牌大军阀，但是他不光懂军事，也是个政治老手。

作为山西王，他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

起初，是蒋介石企图要灭他，而且老蒋从来都没有打消这个念头。

而后，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因为生存环境恶劣，一度打算向山西发展，发起过“东征”。

再后来，日军入侵华北，在1935年开始推行臭名昭著的华北“自治运动”，山西也被纳入他们的侵略计划中去。

因此，阎锡山处境极其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在当时，阎锡山认为，蒋介石和日本人是他的主要危险。

为此，阎锡山采取了“三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决定对内联合共产党对抗蒋介石，外拒日寇。

在他看来，共产党在长征之后已经伤了元气，总兵力不到十万，而且缺少武器弹药，也没有稳定富饶的根据地，连补给都无法得以满足，很难有什么起色，东山再起的几率很小。

阎老西生性多疑，即使他选择了跟共产党合作，也要选土生土长的山西共产党人。

经过再三斟酌，他选择了曾经被自己通缉的薄一波。

此时的薄一波，还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已经待了5年。

阎锡山认为，自己这时候出手把薄一波营救出去，对方就欠了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到时候会为自己肝脑涂地。

1936年10月，阎锡山派自己的心腹带了一封信到了北平，信中说，“我才知道您身陷囹圄，让一波兄受苦了，我打算进行营救，到时候希望一波兄能够回晋，共策保晋大业”。

谁知道，来人碰了一个软钉子。

薄一波说：“我对阎锡山不感冒，而且现在已经有人营救，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薄一波说得不错，党组织当时正在积极营救他，不久便会出狱。

出狱后，在刘少奇的劝说下，薄一波才到了山西，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为阎锡山效力，而是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晋绥军抗日。

薄一波服从组织安排，在1936年11月3日到了太原。

阎锡山把薄一波奉为座上客，首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对着“文武百官”的面说薄一波是自己的“萧何、张良”。

阎锡山也给薄一波充分“信任”，说只要不在政府和军队中发展新的共产党员，可以任用“老”共产党员开展工作。

对于阎锡山的举动，有人表示非常不解。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被阎锡山定为接班人的梁化之。

梁化之是山西定襄人，其父梁世爵是阎锡山的姨表兄，当时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也算是阎老西的智囊。

他在1932年就到了阎锡山身边，阎对他言听计从。

但是这次，阎锡山不以为然，他对梁化之说：“你多虑了，一个薄一波能掀起什么风浪？”

事实证明，阎锡山想错了。

薄一波来到山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办牺盟会。

牺盟会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成立于1936年的9月18日，阎锡山担任会长，是“官办”组织，也可以说是阎老西自己的私人组织。

但是在此之前，牺盟会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这是因为，会员成分比较复杂，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

阎锡山想借助薄一波扩军，应对日军可能的进攻，给了他足够的权力。

薄一波走马上任后，对牺盟会首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安排共产党员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在该组织担任要职，掌握了财政、组织大权。

薄一波向阎锡山承诺，可以为其发展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

阎锡山一听大喜，他本来就十分担心，日寇要进攻山西，自己的兵力太少，无法与之抗衡。

阎锡山在日本上过军校，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知道就靠20万晋绥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但是，如今薄一波提出能为自己训练30万军队，那还有什么后顾之忧？根本不必担心山西被日本人占领。

于是，他拍着胸脯说：“一波兄尽管放手去干，钱和枪的事，就交给我来，要多少给多少。”

薄一波拿到了“尚方宝剑”，立刻打着牺盟会的旗号，在山西公开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招兵买马。

搞宣传是薄一波的强项，他动用各种资源在全国介绍牺盟会，吸引了各地有志青年前来报名。

阎锡山看到薄一波果然有两下子，就把培养军政干部权力也交给了薄一波。

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和训练表面上是梁化之负责，薄一波担任的是副职。

但架不住薄一波工作能力强，社交能力也不错，也有人格魅力，影响力超过了梁化之，成为事实上的大哥。

薄一波通过牺盟会，首先开办各种训练班，把成共产党员安插到各部门去。

然后，他又大张旗鼓地培养干部。

再后来，就开始打着训练的旗号，积极发展党员，在牺盟会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做到了遍地开花。

不错，薄一波答应不发展党员，但是那只是个策略。

再说了，是新党员还是老党员，阎锡山根本就没有办法调查，新党员是秘密的，也查不出来。

仅仅是1936年冬天，薄一波就连续举办两期“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了1200名宣传抗日的专职人员，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党员，都成为党的骨干。

到这年年底，牺盟会员遍布山西，总数达到了惊人的60万人。在此基础上，薄一波又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还有“军士训练团”等，一次训练就是10个团。

1937年8月1日，在牺盟会基础上，建立了山西决死队（新军），这是个准军事组织，名义上阎锡山是总长官，其实四个纵队大部被我党控制。

确定四个纵队的政委人选时，狡猾的阎锡山提出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由山西人担任。

薄一波心想，这还不好办？很快就物色了几个山西籍的党员担任了政委。

这四个纵队的政委分别是：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全部是共产党员。

这说明，阎锡山还是太傻太天真了，你以为山西人就一定拥护你阎老西？

如果阎锡山有点警惕的话，只是从决死队成立的日期——8月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也能判断出这是我党领导的军队。

可惜，他蒙在鼓里。

到1939年春天举行秋林会议时，阎锡山醒了。

在秋林会议上，阎锡山除了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还大发感慨，纵论天下英雄。

阎锡山说：“山西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的三重包围之中。”

“日军训练有素，曾经打败过沙俄，非常厉害，是心腹之患；除了日军，你们说谁更可怕？”

梁化之发言说：“当然是蒋介石的中央军。”

“不对，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但是是一盘散沙，不足挂齿。”

“难道是八路军吗？他们只有三个师。”梁化之不以为然。

“不是兵力问题，是个人谋略高低。”阎锡山摇头晃脑地说，“蒋介石虽然在日本上过军校，但是根本不可怕，此人是半瓶子醋，谋略厉害的话就不会被张杨二位捉住了。”

“相比之下，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八路军、新四军组建的时候不到十万人，现在兵力滚雪球一样发展，长此以往，必有变故。”

“短短2年，已经发展到30多万，可怕啊。”

“就拿牺盟会来讲，你们建立之后毫无建树，就是一个烂摊子，到了薄一波手里，就像变戏法一样，壮大了十几倍。”

“薄一波在共产党内还不是那么有名，能力就如此厉害；更别说其他人了；总之，共产党内能人太多，随便拿出一个都能独当一面。”

这时候，阎锡山十三太保之一的王靖国拍马屁说：“长官说得对，共产党善于做政治工作，确实比中央军可怕，我们不得不防。”

“所以我忧心忡忡啊，希望你们能提高警惕。”阎锡山说道，“不过共产党在专心抗日，暂时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要防范的主要还是日本人。”

在秋林会议上，阎锡山“高瞻远瞩”分析了抗战走势。

他说，在台儿庄和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之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破灭，不得不改变战略，把蒋介石当做谈判对手，实行政治诱降。

阎锡山认为，蒋介石为了剿共，很可能对日本人妥协。

因此他说，抗战的前景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

不得不说，阎锡山还是很有眼光的。

秋林会议结束几个月后，即1939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在接受美国合众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公开声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只要是合乎“光荣和平”的条件，国府乐于接受。

对此，日本方面十分兴奋，决定不再坚持让“蒋介石下野”的先决条件，跟国民党展开秘密谈判，"桐工作计划"由此启动。

但是，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关闭了跟日军谈判的大门。

对阎锡山，日军同样采取劝降政策，甚至公开喊出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口号。

日军还提出诱人条件，只要阎老西投降，日军占领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工厂财产的五成都可以退还。

阎锡山不是个有底线的军人，少有民族气节，在他心中，有奶就是娘，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认贼作父也未尝不可。

他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形势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天要下雨，要赶快准备雨伞。”

意思很明白，要当石敬瑭第二。

用他的话说就是，“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为了重新坐上山西土皇帝的宝座，可以不择手段。

可是他的主张，理所当然遭到了薄一波等共产党员的反对。

昔日，他利用共产党人抗日；现在想当汉奸，共产党人成为障碍。

因此，在1939年12月，阎锡山动用6个军，向山西决死队举起屠刀，史称“晋西事变”。

因为种种原因，阎锡山没有能公开投降，但是也跟日军达成了默契。

在抗战结束后，为了打内战，他甚至将强奸、屠杀同胞的一万多名日军聘请为打手，包括河本大作、澄田赉四郎等臭名昭著的战犯。

更令人不齿的是，1946年，阎锡山阅兵式上，他竟然默许自己的心腹赵承绶带头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阎锡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凡任何一国谋取政权的党团，在对外战争结束之前，没有不是借外力达成他所夺取政权之企图。”

意思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比如石敬瑭），我为何不能？

但是事实证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不施仁政，日本人也没有挽救阎锡山灭亡命运。

1949年4月，太原回到人民手中，阎锡山执掌38年之久的“独立王国”灰飞烟灭。

阎锡山不得不在垂暮之年逃到宝岛，客死异乡。

他在十年前的预言也“不幸”言中：“蒋介石嘛，倒不足畏，毛泽东却是个可怕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