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1日，美国洛杉矶一所普通公寓的房门被打开，里面赫然躺着一个已经离世数日的老人，而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人，正是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和生前轰轰烈烈的存在和影响过截然相反，她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亲人或是朋友。

2004年，张爱玲身后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发表，不出所料依然赢得了不少高评价，有人评其中对人心刻画的单刀直入，比之她创作盛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在同一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另一位才女杨绛，却通过外甥女的转述表达了对张爱玲的厌恶。

因为杨绛的外甥女同张爱玲同为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友，而《同学少年都不贱》的背景，正是圣玛利亚女校。

在杨绛外甥女的描述中，青春期的张爱玲和同学相处并不融洽，张爱玲“爱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痘也）”。

这样尽管不那么客观却形象鲜明的同学回忆，不禁同张爱玲小说里的青春校园记忆一下子撞了个满怀。

圣玛利亚女校合影，前排左三张张爱玲

杨绛也毫不讳言自己对张爱玲的偏见和敌意，在写给钟叔河的那封信中，除了对外甥女所言的转述，杨绛更这样说，“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

说出这番话时，杨绛已年近百岁，她的作品尤其是在晚年时期，以自然平淡的风格而著，在她的散文中，浓烈的直白的，冷嘲热讽的，或是声嘶力竭的表述都很少见到，更多的是“淡泊之中蕴藏浓郁的和谐”。

新华网曾如此评价：“杨绛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样的杨绛近乎言辞尖锐地全方位地去批评一个和她同时代但写作风格迥异的才女张爱玲呢？

这恐怕首先要从二人在抗战时期的经历说起。

杨绛在北京出生，不过父母籍贯在江苏无锡，那也是杨氏家族世居之地，杨家书香门第，不过用杨绛本人的话说，也就是“寒素人家”。

她的曾祖父、祖父，不外乎书生和穷官两种身份，只不过都酷爱读书，生性秉直。

杨绛在北京出生后不久，杨家先后迁居上海、苏州，而后在苏州稳定下来，杨绛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苏州读的。

一直到1933年，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一名外国语文研究生，并在清华园结识了一生的伴侣——钱钟书，后一同前往国外留学。

而也就是这期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土沦丧，日军对苏州发起空袭，杨绛的父母带着另外两个女儿一同逃到了香山。

结果苏州沦陷，香山瞬间沦为了抗战前线，就在这时，杨绛的母亲突患恶性疟疾，高烧不退，一病不起。

杨绛的父亲、大姐还有小妹，无能为力，只有守着母亲，最终在香山沦陷前夕，杨母最终丧命。

远在欧洲的杨绛得知这一切时，早为时已晚，后来杨绛回国，回到母校教书，日寇侵华伴随了她的前半生。

对当时其他国人来说，家国之仇还十分模糊之际，杨绛却已体会到切肤之痛。

杨绛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在她的眼中，母亲忠厚老实，心胸宽大，不念旧恶，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爱读小说，还擅长女工，但就是这样美好的母亲，因为日寇侵华，一病不起，“妈妈从此没有了”。

也正因如此，杨绛对日寇以及汉奸颇为痛恨。

杨绛厌恶张爱玲，从这一点上能寻到蛛丝马迹，因为纵然张爱玲不是汉奸，但她却同汉奸文人胡兰成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乱世之恋。

而且张爱玲初识胡兰成时，胡兰成就已经当了汉奸，并不是之后才当的，关于胡兰成的汉奸身份，张爱玲也不在乎。

她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曾经这样说过：

“我自己从没想过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似乎（将我）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

张爱玲和假扮中国人的日本影星李香兰

不难看出，张爱玲对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并不看重，她看重的是，只有她喜不喜欢他，对他爱不爱，一旦她爱上，则毫无原则，其他大是大非，民族大义，在别人那里重若泰山的东西，在她这里反倒是轻如鸿毛了。

而这其实和张爱玲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于张爱玲来说，出身名门，乍看是荣耀，细看则是带刺的玫瑰。

李菊藕

张家在晚清时期曾为显赫官宦之家，张爱玲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清末重臣，祖母李菊藕则是中国近代史极其重要，绕不开的人物李鸿章的小女儿。

而张爱玲的母亲所在的黄氏家族也毫不逊色，同样也是显赫官宦富豪之家，张爱玲的母亲虽为家中庶女，却也是独女，因此自幼颇受宠爱，嫁妆丰厚。

张黄两家联姻，本意强强联合，吃喝不愁，只可惜时局变幻，清朝覆灭，张爱玲的父亲断了仕途，染上了抽大烟和寻花问柳的恶习。

张爱玲母亲

张爱玲的母亲为此远赴国外留洋，正因如此，张爱玲小的时候未曾得到母爱，长大后也明白了自己是母亲追求新生活的累赘。

后来，张爱玲的父亲又娶了老婆，而继母对她并不好，张爱玲因此饱受欺凌，父亲甚至只因继母的一面之词就曾扬言要杀了她……

凡此种种，令张爱玲的童年过得异常得不快乐，最终造就了一位与世不同，对人冷漠，孤芳自赏的才女。

这样的张爱玲，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姑姑、弟弟，都很淡漠。自离家出走后，她再未和父亲见面，对留洋的母亲，她更无依恋，对曾相依为命多年的姑姑，她当年离开大陆去香港，未给姑姑留下任何信息，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亦如常人，总是属于音问”（张子静回忆姐姐张爱玲曾言）。

也是这样的张爱玲，可以不在乎一个男人的汉奸身份，只看重自己对他的喜欢和爱。

胡兰成

而胡兰成，就是那个达到张爱玲所追求的爱的境界的男人。

当初胡兰成读张爱玲在苏青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封锁》，拍案叫绝，几经纠缠，千方百计从苏青手里要到张爱玲的地址，并当即造访。

这一面，两人一见如故，一谈就是5个小时，回去后胡兰成彻夜未眠，提笔就写下了一首情诗，其中名句“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令张爱玲读后心花怒放，回了一句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胡兰成开始每天去看张爱玲，两人待在一起，胡兰成谈古典文学，张爱玲谈西洋现代文学，双方听得如痴如醉，还不惬意。

两人就这样相爱了，这也是张爱玲的初恋，当时的她也只二十二三岁，哪里又是胡兰成的对手。

在认识胡兰成之前，张爱玲于一次《苏青、张爱玲对谈录——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的谈话里，曾提到过自己心目中所谓理想的另一半，她说：

“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该大十岁或十岁以上，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

而胡兰成，显然正是张爱玲的理想型，他比张爱玲年长14岁，这是张爱玲认为最合适的年龄，至于对胡兰成的崇拜，从张爱玲和胡兰成第一次见面就相谈甚欢，“相知”“懂得”就看出来了。

于是为了这段恋情，张爱玲投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和痴狂爱意。

她对胡兰成的爱，深入骨髓，“如仙如幻”，认识不久后，她就送给了胡兰成自己的一张照片，而照片的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谁又能想到，才华傲人，出身名门，22岁就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张爱玲爱上一个人是如此的痴狂。

而这样的痴狂，在理性十足的人看来，近乎是“自毁”式的。

倘若胡兰成是个可托之人也就算了，只可惜当时的胡兰成，早已臭名昭著，沦为汉奸文人，曾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撰写大量反对抗日的文章。

此外，胡兰成还是个家有妻妾，到处拈花惹草的主。

1944年，胡兰成的第三任妻子不能忍受胡兰成的背叛提出离婚，同年，原本没有指望能结婚的胡兰成和张爱玲秘密结婚，没有举行仪式，只写了婚书，那句如今出名的“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便是出自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婚书。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

但不出所料的，婚后，胡兰成这个生情多情的男人，并没能给张爱玲带来现世的安稳，他依旧同时和好几个女人混在一起，还明白告知张爱玲，张爱玲夹在中间，好不尴尬。

1945年日寇投降，胡兰成抛下张爱玲，携富婆情人外逃。

婚后3年，1947年，张爱玲终于下定决心，给胡兰成写下了决绝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劫），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张爱萍同胡兰成的那段轰轰烈烈的乱世之恋，来得突然，结束地决绝，张爱玲在其中倾注了的感情近乎痴狂，而她的这种痴狂又近乎体现在了笔下小说的女主角身上，小说的结局也如现实一样：伤感而苍凉。

这些在喜欢她的人看来是敢爱敢恨，超然洒落，心地坦白，独具写作天赋。

而在杨绛看来，却是“意境卑下”。

杨绛的原话：“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

这也可以说是民族大义之外，杨绛对张爱玲厌恶偏见的另一真实来源。

杨绛的父亲重视家庭教育，教导儿女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日寇侵华，妻子离世后，杨绛的父亲见昔日旧友当了汉奸更是冷眼相对，不打招呼，而杨绛本质上和父亲是同一种人。

所以这也难怪杨绛年近百岁时，谈及张爱玲，依然难掩厌恶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