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西方国家常将自己视为“道德正确”的代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媒体传播、学术研究及政治活动，向世界各地推广其价值观。
其依据为“神权理论”。基督教信奉上帝为宇宙间的唯一主宰，象征着“文明与正义”，信徒则被视为“上帝的儿女”。《圣经》的支持者阐述，上帝代表着至高无上、纯粹善良与绝对公正；在《圣经》的叙述里，部分种族灭绝的事件乃是基于上帝的旨意，被视为“文明清除野蛮”的行动，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无需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由于上帝象征着“道德秩序”，“上帝信徒”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与殖民被视为“合乎道义”，那些受害者被视为应受惩罚，外界不应据此对上帝的慈悲产生怀疑。
古罗马时期的知名基督教思想家及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观点：那些对上帝表示怀疑的人，并不了解每个人将承受的特定磨难，然而上帝对此却了如指掌……
奥古斯丁的坚决态度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众多《圣经》的守护者，在领导基督教战士进行战斗时，认为敌人的所有人员及其财物，都应视为献给上帝的供奉。他们坚信，唯有通过彻底的毁灭，才能彰显对神灵的虔诚与敬意。
对于《圣经》的支持者而言：既然源自神意，那么一切皆是合理！
例如，当美国白人针对印第安人实施屠杀时，他们同样假借上帝之名，传播所谓的“命运天命观”。他们声称，美国白人在北美大陆的扩展及对印第安人的杀戮，皆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是“文明取代落后”的行为。
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后，欧洲殖民者开始对美洲土著居民实施全面性的清除行动。据历史学者推算，在殖民初期的一个半世纪内，美洲土著人口从约6000万急剧下降至不到600万。西班牙殖民者为获取黄金资源，视土著居民为低等人群，对他们实施了严苛的劳役制度。
17世纪早期，英国人在北美洲东岸着手构建“长期居住地”。伴随殖民地的不断扩张，与土著居民的冲突逐渐加剧。为了守护自己的土地，土著居民多次与殖民者发生冲突。殖民者却把这些抵抗行动看作是“未开化者的狂暴举动”，并认为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进行压制。
这些定居者自认为受到“神的特别眷顾”，把原住民描述为“缺乏文明的原始居民”，并将他们的种族殖民行为视为“合乎道义”。例如，清教徒传教士科顿·马瑟将原住民比作“魔鬼的追随者”，并声称消灭他们是“一项神圣的任务”。
殖民政府为了扩张土地并排挤原住民，实施了“人头奖赏”措施。
1637年的佩科特战争期间，出现了首个头皮悬赏事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政府当时开始悬赏佩科特人的头皮。这一做法在随后的1675至1676年间发生的菲利普王战争中得到了系统化的实施。
18世纪早期，美洲大陆的各个殖民地广泛采用了头皮悬赏制度。1703年时，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官方发布规定：捕获一名男性原住民的头皮，可获得40英镑的奖金；而女性与儿童的头皮，则奖励20英镑。这一制度在随后的英法北美战争期间，即从1754年至1763年，达到了其盛行的最高点。
实际操作方法通常依据年龄与性别进行分类，其中成年男性的头皮被视为最具价值。殖民者只需将所收集的头皮提交给殖民地管理机构进行验证，之后便能获取相应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某些情况下也会以土地作为补偿。这一头皮悬赏制度在当时广泛适用于新英格兰、纽约以及宾夕法尼亚等多个殖民地。
据推测，16世纪时，新英格兰地区的原住民约有10万人，但到了18世纪初，这一数字已锐减至约1万人。期间，不少部落彻底灭绝，例如佩科特部落和万帕诺亚格部落。
加利福尼亚州尼什南部落的负责人理查德·约翰逊指出，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加州，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颅或头皮可换取5美元。那时，人们每日的平均工资仅为25美分，相比之下，5美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纽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玛丽亚·蒙托亚提及，奇温顿将军（当时美军统领）麾下的士兵，对当地妇女儿童实施了残忍行为，他们剥去皮肤，斩下头颅，并且在返回丹佛途中，将这些头颅公开展示。
1862年，为了压制并震慑明尼苏达州达科他部落的起义行为，美国总统林肯采取严厉措施，下令处决了该部落的38名宗教领袖及政治代表，这一事件成为美国史上单次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案例。
英国在北美殖民时期实施了一项残酷政策，依据上交的印第安人头皮数量给予奖励。这项实质上旨在消灭种族的政策，被他们冠以“神圣天命”之名，以此作为行动正当化的依据。
除了发布追捕悬赏之外，从15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欧洲殖民者将大西洋奴隶贸易也宣扬为一种“文明任务”。
15世纪中期，随着海上新航线的发现，欧洲的殖民势力开始进入非洲，他们将非洲大陆的黑人捕获并转运至美洲等地进行奴隶劳动。到了18世纪晚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原材料和扩大市场，开始寻求将非洲变成其经济活动的基地，这一需求促使奴隶贸易逐渐衰退。
大西洋上的奴隶交易历经四百年，导致大约一千两百万非洲人被转运至美洲。欧洲殖民者对此贸易进行了粉饰，将其宣扬为“促进野蛮人精神升华”的行为。英国反对奴隶制的先驱威廉·威尔伯福斯曾提出，奴隶制度能为非洲人提供“接触基督教文化的机会”。
1840年，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和火力，发起了鸦片战争。他们以推动“自由贸易”为借口，迫使中国认同鸦片交易。英国的外交负责人帕默斯顿宣称，此举旨在维护“文明国度的商业权益”。从这一事件，可以窥见西方社会的一些核心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英国失去其领导地位后，美国接替其角色，开始推行海外扩张策略，并将基督教文化作为“民主理念”进行传播。美国借助二战的成果，在全球科技、军事、金融等领域建立起霸权地位，这赋予了他们制定“民主准则”的权力。
所以，对于那些不被美国接纳的社会制度，他们便视为“非民主”，并认为其缺乏“人权”。在文化推广上，美国摒弃了以往西方列强依赖传教士进行文化渗透的方式，转而着力培养一批“亲美公众知识分子”，用以宣扬所谓的“美国式民主”，将这些理念包装成人类文明的指引之光，将美国塑造为典范。
例如，诺贝尔奖在某种程度上已被视作美国影响全球精英的一个手段。尽管该奖项的评选与颁发工作由瑞典及挪威的相关组织负责，且获奖人士遍布全球，但美国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众多著名的电影奖项，诸如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等，在好莱坞备受瞩目，被视为影视传媒界人士梦寐以求的顶级荣誉。简而言之，获得美国乃至西方的肯定，已成为全球众多精英的共同目标。
此外，在好莱坞的众多影片中，约83%的恶棍角色被赋予了特定的国籍背景，这一现象潜移默化地促使不少观众产生了由个别到整体的片面偏见。
经由诸多专家和公众人物的持续阐述，美国被塑造为一个近乎完美的“民主典范”与“人权守护者”。基于这样的形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变革”，旨在推进其海外影响力并谋取利益。
在冷战终结之后，自我吹嘘的现象愈发显著，其中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说”尤为突出，它高度赞扬了西方的民主模式。福山主张，西方所采用的“自由民主”体制代表着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演进的最终阶段，预示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以及最终的治理方式。
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世界及东方的民众与文化体系持有深刻的误解，它们倾向于将东方塑造为一个滞后、独裁、粗犷的形象，并以此作为支持其殖民主义行为的理由。在这种观念下，它们以民主的名义，推行殖民侵略与扩张。
2001年，美国借反恐行动为由，率领北约部队对阿富汗发动了进攻。这场战争延续了二十年之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总计达到24.1万，其中平民受害者有7.1万。
2003年，美国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入侵。但事后经证实，这一说法完全是美国精心编造的谎言。这场冲突造成了数十万无辜平民丧生，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成为难民。尽管如此，美国仍恬不知耻地将这次入侵宣传为“推动中东民主化”的起始点。
2011年，美国牵头北约组织，以维护平民安全为借口，对利比亚采取了军事行动。此举却致使利比亚陷入绵延不绝的内战，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跌，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状态。法国领导人萨科齐将这场冲突描绘为“履行文明的责任”，但真实动机却是为了掌控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
美西方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渠道，旨在扩大地缘政治版图，于独联体国家内推动政治变革，将这些变革宣传为“民主推进的步骤”。乌克兰的情况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西方背后的支持促成了政权变动，结果却是国家陷入分裂，战争随之而起。尽管如此，西方仍坚称这是“民主理念的胜利”。
据西方媒体报道，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据称达到2000亿美元。然而，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实际收到的援助金额仅为大约750亿美元，且全部为军事装备。
2023年末，前美国外交政策负责人布林肯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中，有90%的资金实际上是在美国境内流转。他认为，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项极具价值的交易，因为它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布林肯强调，美国有必要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实际上，俄乌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双方都曾流露出谈判的愿望，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和谈始终未能成功举行。这场冲突让乌克兰元气大伤，俄罗斯也受到了重创，而欧盟也因此变得虚弱。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成功削弱了多个潜在的战略对手，并从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经济增长。欧洲的大量资本因此流向了美国。在此期间，美国的五大军火供应商，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其股票价格因俄乌冲突上涨了45%。同时，美国的能源企业也在这场冲突中获得了丰厚利润。
美式民主的核心，实际上是“资本驱动的民主”。在选举过程中，利益团体所提供的用于争取选票的资金，被冠以“政治捐款”之名。据统计，美国的大约200家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掌握了近90%的竞选经费。
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促使美国采取行动，旨在强调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为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2021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同时，美国国际媒体署的年度预算达到8.6亿美元，负责管理全球范围内约3000个媒体平台。
美西方长久以来一直宣扬自由、民主与人权为所谓的“普遍价值”，然而，它们却对盟友的人权状况选择性地忽视。例如，以色列实施的种族隔离及类似种族灭绝的政策，竟然获得了西方的支持。
西方传媒在覆盖非西方国家的新闻时，常常显现出显著的文明观念倾向。它们倾向于将中国的进步成果描绘成一种“隐患”，并将中国在科技领域实现的自主突破，歪曲为对“全球规则”的挑战。
西方历来倾向于将人权议题政治化，以此作为施压其他国家的手段。例如，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国新疆地区人权状况的歪曲便是一个典型实例，他们通过编造关于“强迫劳动”的不实言论来实施相关制裁措施。
众人皆能看清其不良企图，意在通过损害新疆的核心产业，引发社会不稳定，以此阻碍中国的进步。回顾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资助“疆独”势力搅动局势的行为，早已公开化，不再是秘密。
美国在诸多场合常倾向于以人权为旗帜进行指责，但从其应对灾害的举措中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人权，实质上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在美国，这个常自称为“人权捍卫者”的国家，黑人群体遭受警察枪击致死的风险远高于白人，具体为白人的三倍之多。另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极端行动，本质上可被视为种族迫害，然而这些行为却被某些声音粉饰为“文明对抗野蛮”。同时，以色列还通过了《反否认以色列法案》，以此作为保护手段。
众多实际事例清晰展现了“美式民主”背后的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根源，进一步揭示了其真实面目。这些事例表明，所谓维护文明与正义的旗帜，不过是掩盖其殖民剥削行径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