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O最初是由苏联联合几个东欧国家共同创立的。

这解释了为何早期的冠军多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到了60年代，随着苏联培养体系的成熟，IMO进入了苏联独领风骚的时代。

随后，西方国家开始崛起，在70至80年代，美国和西德轮流主导IMO。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IMO与当时的奥运会一样，成为了美苏两大阵营展示自身优越性的舞台。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自然要冲锋在前。

而西德则为了证明其相对于东德的优越性，也必须全力以赴。

后来，中国带着“中国人也能学好数学”的信念加入竞争。

中国早期的几枚IMO金牌得到了国家的大力宣传，关于金牌选手成长历程的文章在当时随处可见。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两德统一，IMO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消失。

加之美国削弱基础教育基础，使得IMO进入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新阶段，直到2010年代左右，那些80、90年代移民北美的中国科学家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从这段发展历程可以看出，IMO在不同国家的传承和认可度各不相同。

历史上中美俄德都有注重学术竞争的传统，但如今俄罗斯崩溃，美国自我削弱，德国选择躺平，最终只剩下中国及其在海外的人才之间展开较量。

至于法国，它从未真正参与过这场游戏。

与美苏相比，法国没有证明体制优势的需求，因为它既非领导者也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与中国相比，法国早已拥有一批杰出的数学家，无需通过获得IMO奖项来提升民族自信心。

国内所谓的IMO金牌得主，鲜有真正凭借天赋脱颖而出者，多是提前学习、提前训练的结果。

从小学开始学初中内容，初中涉猎高中知识，高中投身竞赛，通过竞赛保送进入大学，如此循环往复。

其背后更多是与重点初高中的商业链条紧密相连，而非单纯依赖天分。

在中国教育的大环境下，IMO赛事前存在多轮逆淘汰现象。

许多本有天分的学生有机会冲击IMO，却往往在前几轮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

IMO的题目通常质量颇高，但前面的几轮联赛题，很多却出自国际上九流教授以及国内师范院校毕业、只为赚钱的数竞老师之手。

这些题目缺乏灵魂，枯燥乏味，让人难以坚持刷题。

甚至有些题目显得刻意雕琢，却缺乏深刻的见解，不禁让人质疑：为何要这样做？

花费两三年时间全职刷这些题目，从理论上讲就极为无趣。

有这等时间和精力，谈恋爱、玩音乐、运动或者钻研大学数学，难道不香吗？

能忍受全职刷题两三年之久的，大多都是经历了逆淘汰的学生。

面对如此无聊的内容，还能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组合、平面几何、初等数论，这类学生很难轻松过渡到数学中真正富有探索性、趣味性的部分，而这些部分与前述的组合、平面几何、初等数论并无太大关联。

再加上一些初高中存在不当勾连、不正当竞争的情况，量产所谓的“假天分”，实则为商业利益驱使，这会把真正的好苗子挤出局。

高中也有那些热衷于谈恋爱、玩音乐、运动、探索大学数学的学生获得IMO金牌，他们一看便知是有真天分的，与商业化批量生产出来的IMO金牌得主有着本质区别。

对于数学界而言，大致就是勇者和量产勇者的差异。

看过相关作品的都知道，量产勇者有时还会对正派伙伴造成伤害，且毫无灵魂可言。

中国人的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善于学习已有的体系和框架，并能迅速掌握和应用。

法国人在创新方面表现突出，他们勇于建立新的体系和框架，因此在数学和法制等领域都有显著的创新成果。

在一场预设目标、规则明确的比赛中，法国人可能不如中国人表现出色。

但在探索性和挑战性方面，法国人更具优势。

当一个法国人提出新观点时，会有一群人帮助他分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而在中国，如果有人提出新观点，往往会遭到批评和质疑，甚至被指责为“民科”。

即使最终证明该观点正确，也往往是领导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因此，中国人擅长读书和考试，而法国人则能成为出类拔萃的学者和宗师。

其他国家的IMO金牌得主可以直接进入名牌大学，这激发了人们参与竞赛的积极性。

然而法国独特的大学校和预科班制度意味着即便你赢得了IMO金牌，也无法确保两年后能进入巴黎高师或综合理工学院。

因此对于法国学生而言，缺乏参与竞赛的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不等于做题。

创新不等于效率。

中国这种机制下，做题家和低人权低工资下的效率企业家，那肯定是全球NO1。

问题是做题能上好大学能混好收入，谁TM研究科学啊。

压榨人就可以挣到钱，谁搞创新啊。

各位对此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