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大连劳动公园后山传来一声枪响，年逾87岁的张本政倒在血泊中。

在场围观的人群并不喧哗。许多人站在远处，面无表情地看着被宣判死刑的汉奸伏法，仿佛这是几十年冤屈和愤怒的最后释放。他的死，不仅是一个人的终结，更是一段屈辱历史的句点。

1951年春，张本政被再次押解回大连。在人民政府组织的群众公审大会上，他坐在台上，身躯佝偻，面容苍老。近十万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大会，每一项控诉都是铁证。

人民检察机关列出其所犯八大罪状，包括为侵华日军提供74万元军费、捐献40架战斗机、为日本刺探情报、推动汉奸政权建设，以及协助进行文化渗透、建立傀儡机构、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

他的罪状在群众面前一一公布，无可辩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本政本想继续躲避追责。他先后辗转天津、上海，此时的他已年过八旬，身边常备药物，行动缓慢。他的老管家负责一日三餐，而他几乎不曾出门。

1950年底，他的行踪终于被公安部门掌握。突袭行动迅速展开，特务队将其包围时，张本政试图从窗户爬出，最终在院子角落被当场抓获。

被押解回大连途中，他一言不发，仅偶尔低头咳嗽，拄着一根竹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本政短暂慌乱。为了自保，他立即组织“大连中国人会”，随后改名为“治安维持会”，打着“维持社会秩序”旗号实则暗中包庇日伪残余人员。

他在会议中公开表示：“愿为国家效力，协助恢复秩序。”他甚至试图将多年前与蒋介石政权的联系重新建立，派人前往南京递交请愿信，表达“悔过之意”。

但国民政府并不打算为他背书。张本政在1947年被逮捕，法院以“附逆祸国罪”判处其12年有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

一年后，他再次利用特权获得保外就医资格，趁乱脱逃。逃亡路线早已规划：从大连潜往沈阳，再转天津，最后抵达上海，一路靠着旧部余党庇护，成功避开审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张本政主动向日本捐赠74万元及40架战斗机。此事震动整个伪满政权与日本朝野。张本政被日本媒体称为“最忠诚的友邦商人”，受邀前往东京觐见日本天皇。

捐赠仪式在大连举行，他站在台上，身穿笔挺西装，高举右臂宣布：“支持日本共荣，愿倾尽全资。”

接见当天，他被授予“旭日勋章”，成为少数获得天皇接见的中国人之一。

伪满洲国媒体反复报道其事迹，学校教材将他列为“民族合作典范”。而在中国民众眼中，他的形象已彻底污秽不堪。

1928年，张本政凭借航运资产暴涨，一跃成为烟台、青岛、大连一带最大华商。他的“政记轮船公司”拥有21艘远洋轮船，航线遍布香港、上海、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航运需求骤增，张本政的公司靠运输战时物资暴利累累。1914年，他公开宣称：“一分钟赚100块。”

1930年前后，张本政成立数十家分公司，涵盖煤炭、钢铁、修船、保险、码头等产业，拥有银行、学校、商行。他是东北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表面爱国，实则暗通日本。

他不再遮掩与日本人的合作关系，频繁参加关东厅会议，担任“大连市议员”、“大连工商会长”等职务。他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接受殖民教育。

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已成为高桥藤兵卫的代理人，专门负责情报传递和物资转运。他利用身份掩护，为日军运输粮草和弹药，还用船只协助侦察俄军动向。

张本政借机吞并另一华商张德禄的轮船和资产，形成初步航运垄断格局。并在烟台设立总部。随后扩张至旅顺、大连、天津、安东、青岛。

同时，他在大连设立修船厂、仓储码头，还投建煤矿和油坊，逐步垄断南满地区主要货运航线，跻身区域巨富。

起初，张本政进入高桥藤兵卫在旅顺开的酒店做店员。当时他27岁，识字、有眼色，颇得高桥赏识。高桥实为日军情报机关人员，在清末的旅顺活动频繁。

甲午战争爆发后，高桥正式招募张本政为情报线人。张本政为其出入军营、码头、兵工厂收集情报，冒充客栈老板，暗中策反工匠、翻译、地头蛇。

他直接参与了日本攻陷旅顺的行动，并引导日军军队绕开清军防线。他被认为是“旅顺大屠杀”关键线索提供者之一。日军屠城三日，数万百姓死于枪炮之下。

战争结束后，他随高桥撤往烟台，协助建立德合洋行，从中分得股权，为其后商业崛起奠定基础。

张本政从一个贫穷渔村出身的农家子弟，一路成为富商，最后沦为民族罪人。他的一生，贯穿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战三大时期，是民族屈辱的标本式人物。

他是利用日本人势力发迹的商人，更是向侵略者投诚的帮凶。他不仅损害国家利益，更直接为侵略战争提供实质性支持。日本战机上的每一次轰炸，背后都有他金钱的影子。

1951年，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写着：“张本政，卖国求荣，罪大恶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是法律的裁决，也是历史的回响。他的结局，不止是个人命运的终点，更是对所有背叛者最直白的回答——不论活了多久，恶行必将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