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忆起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感动。其中，曾经担任过毛主席的保健护士的郑淑芸，说：“总理和大姐的心中，装着每一个人……”

郑淑芸所说的每个人，指的不仅仅是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包含了他们的家人……

1967年，想到外面的秩序混乱，周恩来总理总是忧心忡忡。一次，在见到郑淑芸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主动向她询问了家里的情况，并问了她有没有人受到伤害。

为了不让周恩来总理担心，郑淑芸便摇了摇头。事实上，那时候，郑淑芸家虽然没有大的伤害，但也遭到了他人的暗箭。后来，郑淑芸本人也受到了伤害。

1968年8月15日，在回家的路上，郑淑芸正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赶，突然被人从后面击倒。

这一次，郑淑芸甚至都不知道击打她的到底是什么人，是男是女，个子高矮，这些一概不知。

郑淑芸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北京医院了。据说，是一位好心的男生，骑着三轮车把她送到了隆福医院，在她还没有苏醒的时候，便被转院到协和医院，却因为送她的人的问题被拒收。

后来，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郑淑芸才被送到北京医院，接受治疗。

那时候，为了调查郑淑芸被人打伤的事情，周恩来总理特意将这件事情交给了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

后来，在得知郑淑芸是被人故意击打受伤后，周恩来总理的心里非常难过。其实，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因为郑淑芸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后来，周恩来总理特意到医院看望了郑淑芸。见面时，为了安慰郑淑芸，周恩来总理笑着说：“是被人打的，警惕性不高嘛！”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郑淑芸的心里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对她表达的一种歉意，心里非常感动。

那段时间，郑淑芸虽然身体疼痛，但在心里是愉快的。她觉得，能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是一件十分温暖的事。

1955年，在接到组织的通知后，郑淑芸骑着自行车，一个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报到。

那天，在郑淑芸到达西花厅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正在办公室工作。于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便接待了她。

在聊天的时候，邓颖超向郑淑芸亲切询问了她的工作和经历，如：什么时间来中南海的，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家里情况、父母的身体怎么样，家里有什么负担等。

听着邓颖超如大姐一般的问话，郑淑芸原本紧张的情绪被一扫而光，对答得也十分从容。聊过之后，邓颖超便将郑淑芸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为周恩来总理做治疗。

据郑淑芸说，这是她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戴河。

那天，在听到郑淑芸说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来北戴河工作已经有些日子时，周恩来总理便问了她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如：当地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疫情，整个卫生状况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等。

然而，可惜的是，那次对话，郑淑芸因为心里十分紧张，也就没有及时答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那些问题。

见郑淑芸紧张的手直哆嗦，周恩来总理告诉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要忘记搞些调查研究，要走访一些群众，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怎样。作为医务人员还要知道当地有些什么疾病，特别是常见的多发的疾病。”

随后，周恩来总理又叮嘱郑淑芸：“一定要懂得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只为我们服务啊，为他们服务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这件事情，给郑淑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候起，郑淑芸便认定，周恩来总理必定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

后来，在回忆起与周恩来总理的第一次见面时，郑淑芸说：“从此，周总理说的这几句话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为了我一生工作的座右铭，以后每到一地，首先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从此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这次，被调到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郑淑芸的心里十分高兴，但也十分紧张，生怕出什么差错，而被退了回去。

然而，郑淑芸没想到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那么和蔼可亲，说起话来让她感觉到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于是，在给周恩来总理做治疗的时候，郑淑芸按照流程做得十分顺利，也非常成功。此后，郑淑芸便留在了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开始担任保健护士。

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期间，郑淑芸的心情十分舒畅，仿佛置身于温暖的家里。每次见面，邓颖超大姐和周恩来总理都会和她亲切地打招呼，并询问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关怀包含了郑淑芸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有一次，郑淑芸因旧伤疼痛难忍，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来到医院看望了她。

见面时，周恩来总理亲切地问：“治疗得怎么样啊？痛不痛，有没有好转？要不要同时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面对周恩来总理的问候，郑淑芸感到特别温暖。临别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又说：“大姐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要好好治疗，早日康复！”

见周恩来总理这样说，郑淑芸心里非常感动，只愿自己快点儿好起来，好飞回温暖的西花厅，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

1959年，为了让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吃上自己的喜糖，郑淑芸和男友仓促定了一个结婚的日子。

然而，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最终还是没能参加她们的婚礼。

对此，郑淑芸在后来遗憾地说：“1959年和崔长庚结婚时有些仓促。因为总理和大姐要到南方去，希望在走之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就急着选定日子。不巧的是他们的行期突然提前了，来不及参加就启程了。”

那时候，为了弥补这种遗憾，远在南方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特意嘱咐他们的秘书，来到婚礼现场，送上了一对花篮，还有邓颖超写的一封祝福信。

在这封信上，邓颖超写道：“亲爱的淑芸、长庚同志：……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祝福你们新婚愉快，相爱始终，家庭幸福……祝福你们像鲜花一样地美好！”

后来，郑淑芸特意将自己的喜糖和喜礼寄给了在南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

不久后，郑淑芸便收到了邓颖超抽时间写来的一封信，说：“你在新婚后的来信和赠给我们的喜糖喜礼，在杭州收到。糖分了很多人吃。你的第二封信是在广州收到的。你们小两口婚后的生活想必很好，会超过两老伴的。”邓颖超所说的“俩老伴”指的是她和周恩来总理。

看着邓颖超的来信，郑淑芸的心里十分甜蜜。

后来，郑淑芸生了孩子，邓颖超又代表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并给她送来了一些稀缺的肉和菜，为她和孩子补充营养。

1964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郑淑云前往山西农村搞社教。

10月10日，回到北京的郑淑芸特意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所见所想。临别时，在郑淑芸的笔记本上，周恩来总理写了如下赠言：

“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访贫问疾，扎根串连。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1966年4月，郑淑芸离开山西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山西当地百姓的生活情况和她的锻炼收获。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郑淑芸又前往五七干校，参加了劳动锻炼。

1975年5月，郑淑芸从干校回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下，特意到北京医院看望。

看到周恩来总理骨瘦如柴，郑淑芸的心里十分难过。但为了不勾起周恩来总理的伤心，郑淑芸强忍着泪水，微笑着嘱咐周恩来总理要好好治疗。

临别时，周恩来总理对郑淑芸说：“代我向你母亲问好！”

见周恩来总理自己都病成了这个样子，还关心着她的家人，郑淑芸的心里十分感动。

后来，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郑淑芸含泪说：“其实，家中的事从来未向他们提过，也不忍占用他们的时间，只因他们太累了。但两位老人却经常主动过问。”

郑淑芸没想到的是，这次和周恩来总理的见面，竟成永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郑淑芸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亲人，心里十分难过。

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期间，邓颖超忍着失去爱人之痛，专门派人到郑淑芸家里询问损失情况，并特意询问了她腿有残疾的姥姥住在哪里。

听到邓颖超大姐如此关心她们一家，想到刚刚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郑淑芸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