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个周六，早上七点，家政阿姨罗雪芳离开了雇主家。她背着装有水瓶的双肩包，在雇主一家人醒来前小心带上了门。一周七天，这是唯一一个休息日。清晨还有些凉意，她先走上半个小时，走到公交站，坐上公交车，离目的地还有60站地，3个多小时。公交车带着她从西向东穿越逐渐苏醒的北京城，然后她下车，抱着一种属于休息日的愉悦心情又开始步行，直到来到目的地，望京一栋居民楼里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和她一样的家政姐妹们已经陆续到来，周六都是她们的休息日。她们脱掉鞋，慢慢活动身体，在这个夏初时分，温热透过衣物传来，还有汗液的潮湿，在场的每个人都松弛下来。在指导老师的指挥下，她们开始“身体练习”——这是日复一日的劳累后，属于她们的休憩。
这一天，罗雪芳和另一位姐妹两两一组，背靠背地站着，扭动身子让两人脊柱完全贴合。一位像捂住耳朵一样抱住背后另一位的头，慢慢弯下身，背后的人就慢慢下躺，如果脖子或者双手用力，两个人的身体便无法贴合。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放松自己，同时收获彼此的信任。
这样进行身体练习一个小时，所有人都满身是汗。当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位家政阿姨不由自主感慨道：“我感觉浑身好轻松，好舒服呀！”
这间地下室是公益组织“鸿雁”为家政阿姨们提供的休息场所。来到这里的，多属于住家阿姨，顾名思义，一周之中，她们只有周末的一天可以离开雇主家，趁着雇主还在睡觉，就要早早出门。最早到的那个人总能在门口的小台上摸到钥匙，打开房门，打开灯，打扫一下卫生，等待其他的姐妹。地下室虽然简陋，不见阳光，却是这座庞大都市里，属于她们的休憩之所。阿姨们在这里聊天、跳舞唱歌，还互相刮痧（“鸿雁”请了教授刮痧技巧的老师），又或者，像今天这样，做一些“身体练习”。等到下午，估摸着自己的雇主吃完晚饭了，她们便各自散去，回到“上班”的地方。比如罗雪芳，又需要坐3个多小时60站路的公交，下车再走半小时才能回到雇主家。
2022年，有报道称：“根据商务部数据，目前家政服务业从业者已超3000万。另据北京大学教授佟新估算，北京有近60万名家政从业者。”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但其中许多都是中年以上来到城市打工的女性。
指导老师书艺是一个通过身体来表达的创作者，她给各种职业的人做过这类身体训练，比如普通白领或者程序员，通常是都市的年轻人，刚开始时总会显得拘谨疏离，要花很多时间适应。
但这些家政阿姨不一样。第一次见面，书艺让她们在地上打滚翻腾，她们很自然地闭上眼睛，根本不需要过多引导。书艺想，也许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来自田间地头，身体动作对她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
那些身体的重复训练总是让家政阿姨们代入独有的生活经验。比如简单的活动手腕，阿姨说“这就是我们在打鸡蛋嘛”，随着手腕力度和幅度的增加，阿姨说“这是洗衣机在洗衣服”。当胳膊下垂，来回慢慢晃动，有阿姨说她想到“沉重”，就像拖着一百斤的化肥。
52岁的谭启容是在场十几位阿姨中的一个，她说就在某一次的身体训练中，自己的内心忽然感受到重复的动作带来的情绪冲击。那是一次双人训练，谭启容和同伴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身体贴着身体，她再慢慢后撤，等两个身体只剩指尖有粘连，快要真正分离时，同伴赶紧往前追上她，两个人又紧紧相拥，循环往复。
谭启容不禁想起80岁的老母亲，想起家中的孩子，想起自己离开他们，坐上火车来北京打工的情景。伴随着身体的后撤，她像对着亲人那样，对着同伴低声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言外之意是“我不想走”，可为了生计，“我必须走”。阿姨们围绕在四周，静静看着谭启容和她的同伴，直到她们精疲力尽停下。阿姨们都看懂了，她们抱在一起哭。
也是有过快乐的时候，那是2022年春天，北京疫情严重，地下室已经不能用作活动场地。她们到望京各个公园的空地进行身体练习，在公园里和保安打游击。有天下午，她们在半山坡草坪上铺上野餐垫席地而坐，保安也追累了，离她们远远地。
阳光洒下来，周围一片安静，大家两两组队，一个阿姨闭上眼睛，被另一个阿姨搀扶着，慢慢往前挪动几十米，伸手抚摸低处的树枝。她们手指微颤，按照同伴的指引，轻轻在树枝上摸过去，摸到小小的花骨朵，还有新开的小花，花瓣娇嫩、新鲜、易碎。阿姨们摸了好久，嘴巴一直咧着合不拢，“春天，我摸到了春天”。
来北京
“身体训练”里那个垂着胳膊拖着重物行走的“沉重”动作，让谭启容想起自己的父亲，三姐告诉她，在癌症后期，父亲还要边输液边被扶着去看别人打牌。
18岁时谭启容在厨师学校学习，有次不小心滑倒，手里端着一锅煮沸的水从头淋到脚，她昏迷了一周左右，醒来听到姐姐们说自己的头肿得像猪。一个月后她出院，右侧下巴和脖子下面的区域留下沟壑般的疤，还有左眼眼角上永久的红色印记。
她不敢再照镜子，也不敢出门，同学来看望她也不见。外婆说她丑，再也嫁不出去了。她心里自卑，离开老家，嫁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农村，丈夫身材很矮，没说过她脸上的疤。
嫁到广东半年后，父亲病逝，又过了半年，母亲才把这件事用电报告诉了谭启容。她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天后她6点起来做饭，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家里有鱼塘，还租了别人的地种菜，一天不干少一天的饭钱。
现在谭启容总是想：父亲离世前，我都没怎么向家里寄钱，他甚至没像公公那样喝过我做的黄鳝汤补身子。太遗憾了。
14年前，谭启容赌气来到北京，原因是她受不了和丈夫的冷战。来北京的前一年，她拿了家里要交地租的200多块钱，坐25小时的硬座来到河北，参加二姐女儿的婚礼。回到家，她的丈夫便一句话没跟她说过。三个孩子在中间传话：“爸爸说你拿了家里的钱走，菜也没人种，耽误他挣钱。”
“我躺在床上生病，一直吐酸水，邻居们都看不下去，让我丈夫带我去医院。我丈夫说她有手有脚，不会自己去吗？听到这话，孩子我都不管了，直接从家来到了北京。”谭启容说。
她先住在亲戚家，给一家公司跟车送货，每个月领1800元工资。过了两个月，谭启容在电脑上看到一家家政公司的广告，她想到以前照顾人的经历，而且还会做饭，便在家政公司交了200元，培训了半个月的育儿课程，考试通过后拿到证书就正式上岗了。
那时她还算年轻，还不到40岁，填好简历和其他家政工一起，坐在家政公司门店里屋等活儿。里屋有床铺，给没活儿的家政工一个落脚地。工作人员把填好的简历和照片拿给雇主们挑选，挑中谁就把谁叫出去，聊几句，如果雇主满意，家政工就可以“上户”，带着自己的东西住进雇主家了。
等了一个星期，她被一家来自四川的雇主叫出去，因为看中她是老乡。
直到现在，14年过去了，谭启容和她的丈夫依然没说过一句话，就算在大女儿的婚礼上，他们都没有任何交流。大女儿有段时间特别痛恨她，打电话的时候哭着控诉谭启容一点儿都不像个妈妈。她和弟弟都是重点中学的学生，但因为妈妈的不辞而别，高考考得很差，后来住院做手术也没有人陪在身边。
谭启容默默听着不说话，这些年她能做的，只是把挣到的钱转给三个孩子，给他们交学费和生活费。
根据公益机构“鸿雁”创始人梅若统计，几百个接受问卷调查的家政工里，有一半离开老家的原因是家暴。但有的家暴受害者在过年后还会回去照顾残疾的丈夫，尽管他已经没有能力施暴，还是会用语言侮辱责骂妻子。
即使已经远离，与过去的联系并不那么容易斩断。更别提还有一半从事家政的原因散落于挣钱养家、还债又或者给孩子攒钱结婚。
直到现在，谭启容也没有和丈夫离婚。虽然“丈夫”已经是个极其陌生的身份，“没有情了，翻篇了。”她平静地说。
截然两异的生活
牛会玲总喜欢穿一些亮色的衣服，比如橙色上衣和蓝色裤子。她烫着卷发，看人时眉眼也像在笑。
牛会玲从老家山西临汾跑到北京打工，因为儿子娶媳妇儿、盖房、丈夫脑梗三年看病住院，家里已经欠钱十几万。丈夫生病后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工作，整天跟在牛会玲屁股后面，“我干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指指点点”。她再不出来打工真的不行了。
在此之前，牛会玲做了27年的乡镇老师。从家出发骑车十分钟就到学校，上完课还能赶回家做饭。
对牛会玲来说，北京太大了，地铁可以看着指示牌和箭头正确地乘坐，但是地铁口太多，出口不对，就完全不认得自己到底在哪儿。问路之后，才恍然大悟就差了一个路口而已。
来到北京后，她先是去面包店做面点师，但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丈夫就病重，需要她回老家照顾，但不过两三个月，丈夫就过世了。她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门头沟一处工地的小超市里给人看店。坐在店里，丧夫之痛突然袭来，她会崩溃嚎啕大哭。全然不顾来往工友的错愕和侧目。
如果当初一直在老家陪着他不出来打工，是不是他就不会死这么早了？她一直在自责。
在工地，男性的过于集中令牛会玲感到不安。早上醒来，她发现内衣不知道被谁偷了，并且不止一次，她选择沉默。晚上有工友只穿着一条三角内裤来超市买烟，她感到羞愤，大声呵斥着把人赶跑。
后来老乡给她介绍家政工的工作，她想了想，给自己做了份简历，她说自己的特长是可以辅导孩子写作业。在自我评价里，她这样写：“干净利落，好相处，脾气好。爱学习，教学期间课堂评价合格、优质。”
她去了一家别墅做家政，这里只住了女主人，女主人的儿子和女主人的母亲。牛会玲要不停地擦洗，保持这座四层小楼的洁净，还要忍受老太太寸步不离的跟随和口头提醒，像理所当然的监视。
女主人吃的菜来自农场，每天都有卡车专送摆在阳台，吃不完烂掉直接扔了，让牛会玲特别心疼。每顿饭，牛会玲需要做四五个菜，量不用太大，精致地摆在小盘里。菜和肉要洗三遍，自来水一遍，纯净水一遍，还要放在专门的消毒机器里再洗一遍。做好之后，这些精致的菜要放在托盘里端到三楼的书房，女主人只在那里就餐。牛会玲一趟端不完，得来回跑三趟，上下楼梯六遍。
直到进口的水果放在托盘里时间久了烂掉，女主人也从来不会客气地表示一次：牛姐，你把水果吃了吧，反正不吃也会坏的。每天回来，女主人总是目不斜视地径直上楼。直到她离开这家人，牛会玲和女主人也没说过一句话。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一种由截然两异的生活带来的刺目冲击，那么当休息日时，牛会玲要背着包离开别墅，女主人的母亲拦下来要求检查，看是不是偷拿了家里的东西，就让她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只干了两个月，她就离开了这家月薪可以开到8000元的别墅。
后来她又来到望京的一户雇主家，给一家三口打扫卫生做饭，接送8岁的女孩上下学。有次她在门口听说学校里要举办活动，便把这件事随口告诉了女孩的爸爸。爸爸刚开始没吭声，牛会玲以为他没有听见，站在他眼前又重复了一遍。这次爸爸闷头“嗯”了一声，说“阿姨您不用管”。
她教了很多年小学，总是忍不住指导女孩写作业。站在女孩身边停留得时间久了，被妈妈在监控里看到，回到家就被告知，除了提醒孩子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其他的一律不要管。
牛会玲感觉这太压抑了。丈夫的离世还没有完全忘记，每天还要看别人脸色。休息日，有时她一个人跑出去饮酒，还买了一个带喇叭的小话筒，跑到废弃的停车场唱歌发泄。
对于这些远离家乡的家政阿姨们，在雇主家，她们首先要学会的，总是抹去自我的痕迹，默默地做事，仿佛不能成为隐形人的家政工不是一个好的家政工。
一个小时工就说，自己给一对年轻夫妻打扫卫生时，看到男主人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她喊“哎呀，你这样对身体不好，快把鞋穿上吧！”尽管出于好意，说出来的那一刻她就后悔了。
更别提当雇主家内爆发争吵，家政工们就躲在房间或者厨房不出来，等到外面声音消停，再等一会儿，才默默出面收拾，比如那些打碎的碗筷或者脏了的地板。
牛会玲也遇到过非常好的雇主，这家除了一家四口，还有姥姥姥爷，她要和六人打交道。但不管家里谁过生日，出门吃饭都会带着牛会玲。今年3月份，雇主一家带着牛会玲去环球影城给大女儿庆生。在小黄人的周边店，牛会玲拿起一个黄色的小书包，想买下来送给自己的孙女。她看了一眼价格，168元，内心一惊，又默默放下了。
刚出门雇主就追上了她，把她相中的书包送到她手里。她百般推辞，但雇主说，“送给您孙女的，她还没有来过。”
这个五一，雇主送给牛会玲一束鲜花，祝她劳动节快乐。新鲜的红色和粉色玫瑰，簇拥着中间一朵向日葵。雇主还写了一张卡片：生活美满、健康。
“我们农村可不兴送花，我还没收到过呢！”牛会玲特别高兴。
“嗨，牛姐，以后让您先生过节的时候也送！”
牛会玲没有说话。她不会说她的丈夫已经过世，这太私人了。
分·身
对于这些住家女工来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基本上，她们都不会留在雇主家。“你说你休息日留在雇主家，你是做饭还是不做呢？是帮着看孩子还是不帮呢？”只有当实在无处可去，她们才会留下。
最经常地，她们去逛公园、免费的景点、免费的博物馆，或者待在有空调的大型商场。有位家政工甚至一大早去看卢沟桥，再辗转坐公交去逛丰台、朝阳的公园，直到晚上7点一到，她说：“我终于可以回去了！”
回到“家”，看到水池里的碗筷，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她们面前：晚上的碗筷到底谁来刷呢？
最初，牛会玲也不知道去哪，便和另外两个老乡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富余的空间塞满了她们的行李箱，每个月房租300元。一周七天，她只有在出租屋才能睡到自然醒。
这样的休息日，虽然是难得的松弛，但也会有些孤独而无聊，直到在那间地下室改造的休息室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政姐妹们。
对于家政阿姨们，这是一种巧合与自然夹织的选择。2017年，小时工宋廷会看到有人在发传单宣传“鸿雁”，便好奇地走进那间地下室。里面只有几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便宜的零食，有几个家政阿姨正坐在一起聊天，宋廷会很自然地加入了她们。
在“鸿雁”，宋廷会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打字、上网购物、买火车票，教程都被打印出来，贴在桌子上。后来那里还成立了一个经济小组，阿姨们自制手工皂并在网上开了微店，她又成了这个小组的骨干。
宋廷会不善言辞，不像其他姐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会分享出来。她买了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工整地记录着一些手工皂收入和支出的明细，还有一些生活感悟，“你若不勇敢，没人替你坚强”之类的。
康耘是教给这些家政工手工皂制作的老师，她在群里经常看到姐妹吐槽雇主，比如吃饭不让上桌啦，或者给工资又不及时啦。两年前她也雇佣过一个阿姨给自己看孩子，每次她看到这些吐槽，她就在心里搜寻，当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呢？如果没有，她会松口气，感觉没有辜负她们。
给家政阿姨们做“身体练习”的时候，书艺总是让阿姨们去分享感受和经历，将她们能想起的故事记录下来。就像“缝补棉被”一样，她们的故事，在身体动作与回忆相互刺激之下，慢慢补齐了，她们给它取名“分·身”。
今年4月8日，《分·身》在天桥剧场上映了，家政阿姨们第一次登上了剧场的舞台。《分·身》是一场五幕剧，用身体行动讲述了家政阿姨们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家政工等等身份，从老家来到北京后的40个小故事。她们遭遇家暴，宁愿睡在大街上也不回家，睡在雇主家的阳台或者客厅的地板上，像照顾自己的父亲那样照顾年老生病的雇主。
这场表演持续四十多分钟，平时她们只排练片段，从来没有完整顺下来过。那天演出完，“阿姨们情绪太饱满了，互相抱着埋头哭了很久”。
夏天到了，谭启容决定不再留意胸前的疤，买一些烫伤后从来没买过的裙子穿。她网购了很多条，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一个休息日，她穿上了白色的裙子。照镜子时她反复摆弄领口的扣子，系上又解开。来到地下室，姐妹们都夸她看起来和平时不一样。没有人留意那些一条条让皮肤看起来萎缩了的疤痕，只有好意的提醒，让她放开手臂，看起来更好看大方。
这么多年过去了，宋廷会一家四口唯一一次集体出游，还是“鸿雁”组织的，免费坐着大巴车去郊区摘桃。那时读大学的女儿和读初中的儿子放暑假，来北京找她和同样在打工的爸爸。
在大巴上，参加摘桃活动的姐妹依次站起来坐自我介绍，介绍完之后又依次唱歌，大家笑了一路。到了桃林，他们一家人一组，穿梭在一排排桃树中间，爸爸个高，专挑高处长得又大又肥的桃子摘，儿子像小猴子一样，三两下就爬上去，把看好的桃扔下来。
她看着儿子敏捷的动作和认真的眼睛，心想，儿子都这么大了。
那是她来北京十几年里最开心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