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原名李亭芳，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上层要害部门。他从中尉办事员干起直至国民党少将，曾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等要职，深得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信任，成为搜集汪伪第一手情报的“窃听器”。像他那样潜伏于敌伪政权核心并握有实权的中共秘密特工甚为罕见。

一、张学良部下的“中尉办事员”

1934年，李时雨在北京法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5年秋，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进入陕北“围剿”长征胜利到达那里的红军。这样李时雨随军来到古城西安。后经张学孟举荐，李时雨到“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始了危险的潜伏生涯。当时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找李时雨接上关系，他说李时雨的党组织关系已由北平转到西安，自己是党特派做东北军工作的，受周恩来的领导。刘宇新给李时雨交待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官兵打回老家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上午，刘宇新即来到李时雨家，他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时，他们对形势的变化尚无肯定的估计，但总的认为是会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刘宇新嘱咐李，要沉着应对，一方面做好掩护身份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与已经联系好的官兵进一步加强联系，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应承了6项诺言，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押问罪。这对东北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李时雨当时听了也十分震惊。东北军后来整编时，东北军总部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经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到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公开职务是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继续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的直接领导是何松亭（建国后曾任轻工业部顾问、辽宁大学第一任校长）。

有一次何松亭交给李时雨一项任务：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当时，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分装在两个箱子里，寄放在英租界达文里李时雨家中。何松亭指示将这批东西运送出去，交给河北一个地下转运站。于是李时雨要到汽车，把两箱电台机件运经日军检查口，安全带到了法院办公室里。不久何松亭又送来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此时，李时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车，但又急着把东西送出去，只好另想办法。为了早日一齐交运这些电台机件，李时雨壮着胆子，冒险在一天凌晨搭乘三轮车，把这箱机件运到“法国桥”边。日军不准三轮车过去，他只得夹在人群当中，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顺利通过了日军检查口。紧接着，李时雨把这3箱电台机件送到了指定地点，对上暗号交付了。后来，这批秘密电台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联络作用。李时雨因机智勇敢地完成转运任务，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

二、汪精卫指定的“常务委员”

1939年8月起，汪精卫（下图右）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第一步棋是策划建立伪政权，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是派遣人员到各地网罗代表，国民党元老朱晶华负责平津“选区”。朱晶华到天

津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时雨。朱晶华见他年轻有为，又是东北同乡，便有意招为代表。李时雨感到事关重大，假称“与家人商量”而请示上级北方分局社会部，北方分局社会部进而请示党中央。此时，我党正在密切关注汪精卫的投敌卖国活动，这是个获取情报的好机会，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接到党的指示后，李时雨便于次日同朱晶华商量：“我愿意当代表，为汪先生效劳，可我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能参加国民党‘六大’呀？”“这不用担心。”朱晶华马上说，“你不是，可以让你是嘛！其实，我也不是汪精卫的人。我的真实身份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来调查汪精卫问题的。”朱晶华把李时雨这个同乡当成知己，表示：“从现在起，你就说自己是在北法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朱晶华为完成网罗代表的任务，不惜弄虚作假，“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李时雨解除了顾虑，同意以国民党北方代表身份去参加汪伪“六大”。

◆李时雨夫妇在上海留影。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有 233人。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临时主席团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主席，梅思平兼秘书长。大会通过了改组中央、修改国民党政纲、调整中日关系、还都南京等一系列决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投敌纲领。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会议情况，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李时雨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上级组织的表扬。

当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决定改组天津、北平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李时雨等人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赴上海参加汪精卫的接见。在愚园路公馆一间会客厅里，汪精卫在与新任常委一一握手之后，他在讲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当时，李时雨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传给中共北方分局。他在《回忆录》中说：“通过参加大会过程，我对汪精卫一伙投敌卖国的罪恶活动，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了对我党来说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一群汉奸粉墨登场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负责人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

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由汪精卫授意提名，任命李时雨等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并指定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意味着，李时雨必须离开天津到南京履新。

开始，李时雨对于去南京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他在平津已打下相当好的地下工作基础，现在又要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闯入敌营，不知何时才能站稳脚跟。何松亭听了他的想法后鼓励他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做出贡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代表组织很快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为行动方便，并为回北方汇报有“探亲”借口，李时雨决定暂不带家属，其夫人孙静云仍留北平工作。

三、陈公博赏识的“秘书长”

李时雨到南京后，每次在立法会上的发言，都观点鲜明，一语中的，为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下图中）解决了不少难题。

加上不失时机地吹捧，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倚为亲信。仅3个多月，李时雨就在伪立法院打开局面。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曾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李时雨像个“窃听器”，不仅从陈公博的谈话中得到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及他们罪恶活动等情况，都进入他的视野。1940年7月，李时雨借伪立法院暑假休会的机会，回北平向何松亭汇报工作。10月，以探亲为名又带回一批重要情报。

为达到长期隐蔽、防敌生疑的目的，北方分局社会部决定派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去南京，以行医为掩护，担任情报传递工作。上图右起第一个是烈士李春芳， 李时雨、孙静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李仁超。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其“亲信”李时雨则被委以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上任之初，陈公博让李时雨负责筹备成立保安司令部，李时雨趁机安排了几名中共地下党员。由于还保留有立法委员身份，李时雨可以自由来往于宁沪之间，收集敌伪情报也可以进入更广阔的领域。

妻子孙静云不久也来到上海，负责内勤和情报交换工作。但他们的情报活动还是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一天深夜，孙静云在家中被捕。日本人企图通过孙搞清李时雨的身份，还追问她和何松亭的关系（天津地下党组织被日军破获）。

宪兵队向孙静云动用酷刑，灌凉水、跪砖头、用棍子打……孙静云强忍巨痛，始终未吐露一字真情。最后由陈公博亲自出面，发了火，日本宪兵队才放人。

不久，伪上海市警察局要组织一个赴日考察团。李时雨想这是个躲避日本人纠缠的好机会，便向陈公博提出要求。陈公博说：“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们就不再找麻烦了。”李时雨等四人参观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监狱、看守所、警察机关及防空、消防设施。只见日本经济一片萧条，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人。侵华战争给日本社会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李时雨回国时途经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大城市，所到之处，也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李时雨回沪后，将日敌危机四伏的窘境和沦陷区的敌情整理出一份材料，密写并伪装好，由交通员送到北平。

李时雨主管的秘书处是掌管保安司令部文书档案、收发汪伪政府机密文件的要害部门。为了及时收取李时雨所获情报，北方分局社会部建起了联络网，并在南京下关车站设立情报转运站，任命李时雨为情报特派员，孙静云为机要员。为充实力量，又增派杨宁（化名杨德修）赴上海做联络员（掩护职务是保安司令部少校军官）。三人组成党小组，李时雨任组长。由于日伪加紧勾结，忙于围剿我抗日力量，陈公博无暇顾及保安司令部，重要文件都由处长李时雨送市政府面呈批阅，日常事务归李时雨处理。他聪明干练，敦厚老成，深受陈的信任，任秘书处处长仅五个月，便又兼任军法处处长。陈公博对李时雨说：“你懂法律，又能秉公执法，让你当军法处长我放心，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这期间，日伪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上图左）除担任该委员会副委员长外，还任上海分会主任。分会下设四个处，具体负责组织“清乡”。李时雨任第四处处长，专司清乡人员的监管与督察。由于有李时雨这个“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日寇的“扫荡”计划等情报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新四军。因此，凡遇日军和保安队的大规模行动，新四军提前就转移了；而敌小规模的骚扰，则因新四军预先设防，十有八九遭到惨败。于是日本人就训斥保安司令陈公博无能，陈公博则骂参谋长和团长们是饭桶，他万没想到泄密的竟是自己的“亲信”李时雨！

李时雨打着陈公博“廉洁政治”的旗号，利用执法队长的身份，严惩了一批趁“清乡”横行乡里、敲诈勒索的伪军官和烟、毒、赌等罪犯。此举除受到陈公博的赞赏外，还得到日军联络官五十岚大佐的褒奖，称他是“执法如山的清官”、“快刀子李”。一时间，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各色人物都来巴结。为搜集情报，李时雨也多方结交，与各界周旋。1943年8月，汪伪政府将上海租界区改为区公署、成立伪警察局时，署长陈公博让李时雨兼任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孙静云在一次回北方汇报工作时，许建国曾说：“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此时，李时雨集党、政、军、警几个处长大权于一身，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收集到许多极珍贵的情报。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南京伪政府在一阵骚动之后，很快就以陈公博（上图中）代理政府主席而恢复平静。没抢到主席位置的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只好就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本来陈公博去南京赴任时，已委任李时雨司法行政部次长之职，但周佛海极力反对：“陈先生，你不能把人都调走，尤其不能调走李时雨。”陈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闹翻，只好收回成命——他们竟为一个蒙在鼓里的“窃听器”而争执。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李时雨像跟随陈公博一样，每天“一心为公”，出入周佛海的公馆批阅文件，及时将收集到的情报送出。周佛海主政上海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布投降，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早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初，工于心计的周佛海就给自己留了后路——与重庆蒋介石政府秘密勾结。此时，重庆国民政府要接管上海，蒋介石便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则任行动总队军法处少将处长。

一天，周佛海把李时雨叫到官邸，秘密交代任务：“蒋委员长已通电全国，命令沦陷区日伪军在中央受降部队到达前，负责维持治安。我们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军法处要全体出动稽查，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拘捕！”李时雨马上铿锵作答：“请周先生放心，从明天起我就彻查内部。”李时雨开始行动了，不同的是，他没去追查谁与新四军有联系，而是按照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执一指示，策动伪警保安一团和三个保安大队起义，悄悄改编成一个师，拟任师政委。但因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集中力量进军东北，暂停解放上海。李时雨接到电令后，策反工作只好停止。党组织重新布置了工作，李时雨等仍在张执一、刘人寿的领导下担任侦察敌情的工作。

四、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

1945年10月，蒋介石政府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率队乘虚而入，开始接收上海。

一朝天子一朝臣。戴笠（上图中）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惩治汪伪人员）。作为汪伪“红人”，李时雨此时面临选择：要么深度隐蔽，继续潜伏在上海；要么去解放区。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李时雨的旧日“好友”、大律师余祥琴由浙江回沪，来到他的家中。余祥琴说他此时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跟他干。李时雨本来不愿和军统打交道，但想到如打入军统能为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便说：“我愿意跟祥琴兄干，但听说军统要肃奸……”余祥琴不以为然：“我既让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沪郊情报站过去报了些吃空饷的名额，随便给你安一个就行。”余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为进“组织”的见面礼。

李时雨将与余祥琴的谈话内容向刘人寿、张执一作了汇报。几天后，他们通知李时雨说，党组织已研究决定让他将计就计，打入军统去进行工作。这样，李时雨便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其实戴笠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一天，余祥琴约李时雨去见他的老师、青帮头目杜月笙。恰巧戴笠来了，余即向戴介绍李。戴笠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你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李时雨说：“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戴笠接着说：“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此后，李时雨又听过戴笠几次讲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印象是“阴险狡诈，时而凶神恶煞，时而道貌岸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在余祥琴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社会动态，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李时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职权之便，既能经常同特务头目接触，又能直接看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他及时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情报，上报组织。由于党组织较早地掌握了军统的行动计划和迫害、暗杀的“黑名单”，得以及时通知已被监视、跟踪甚至要被暗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进步名流，使他们尽快摆脱险境。同时第二组的首要任务是“肃奸”，总部列出100多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名单，要李时雨提供详细地址。李时雨对名单上的汉奸早已恨入骨髓，现在正是以恶除恶的好时机。他迅速把掌握的情况报给军统本部，那些汉奸纷纷落网。李时雨在“肃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奖，但危险却于此时不期而至。

原来，军统特务在审查汉奸时获悉，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与李时雨有牵连，并为此逮捕过他的太太孙静云。军法处处长沈维翰立即向正在北平搞“接收”的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而戴笠认为李时雨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可能是共产党；况且他入军统后卓有建树，不同意逮捕。但不巧的是，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戴笠死后，军统内部相互倾轧更为加剧。督查处和军法处开始对李时雨暗中侦察。李时雨将危险处境向张执一作了汇报，张执一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出上海，到东北去找陶铸接关系。于是李时雨买了去北平的飞机票。

可是，就在9月17日李时雨欲乘机离开的前一天，军统特务抢先一步将其逮捕，关押在军统看守所。由于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就用毒打、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问，但始终未查出“异党”罪行，加上外边的同志和朋友托人疏通，３个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时雨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家王朝风雨飘摇，1949年2月李时雨终被取保释放。他出狱后很快与张执一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李时雨往来于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婉转宣传我党政策，正告他们要保护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李时雨的活动引起了上海公安局局长、军统头子毛森的注意，曾派特务进行盯梢。张执一再次决定李时雨撤出上海，并送来接关系的信件和路费。

同年4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时雨取道香港与先期转移到北平的地下中共孙静云会合，将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提供的情报资料转交军管会。由此，这位在魔窟里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地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曾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政务院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等部门任职。孙静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中李时雨备受冲击，被批斗并关进牛棚。就像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一样，不管是什么威逼利诱折磨讯问，李时雨始终没有咬过其他人。

1978年李时雨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离休后，他将平生积蓄奉献给家乡巴彦县，被县委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学生。

◆晚年李时雨

然而，那无形战线上的刀光剑影，峥嵘岁月，无时不在他心头萦绕。李时雨为此笔耕不辍，撰写了《敌营十五年》、《烽火历程》等书，回顾历史，启迪后人。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同志病逝于北京，走完他91载传奇人生。

来源：党史博采

附：李时雨中共资深卧底

李时雨1931年入党，1932年回东北和张甲洲一起参与组建大学生义勇队。张甲洲牛人也，1930年8月入党，一年时间不到已经代理北平市委书记，一般人这么长时间连预备期还没过呢。张甲洲和王家善分家，张甲洲、赵尚志的等组建红36军抗日，李时雨则担任了王家善的副总指挥。

张甲洲(北大、清华)曾在东北担任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赵尚志（黄埔军校）1925年入党，也干了好多年的地下工作，还曾经受共产党指派筹建国民党某地党部；王家善（日本陆军士官、日本陆大）在伪满洲国为国军卧底十年。他们既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抗日英雄，同时还是一群高级卧底，狂汗！！

当然卧底最精采的本文的主角——李时雨，1934年，李时雨毕业了，现在好多本科僧毕业距离失业不太远，当年可不是这样，找工作很简单。地下党决定派他打入东北军，他就着手准备了。

他有个叫张学孟的好朋友，也是巴彦老乡。 李时雨在家读书的时候，家里不愿意让他继续念书，把他的学费给停了，还是张学孟的老爸向李时雨家里说情，才让李时雨能继续读书。

他的另一个老乡，也是他的领导，张敬载，建议他和张学孟联系。 张敬载也是巴彦——齐齐哈尔一中——南开——法政大学一路下来的，他们在南开时候有个同学叫林枫，后来去了清华，在熊大缜事件中，俺提到过他。张敬载毕业后去了陕北，从陕北去甘肃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6月6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被捕，1941年第二次反攻高潮中越狱未果，1946年在兰州被国民党特务活埋。

张学孟和李时雨关系不错，李时雨一直在国内读书，张学孟那时候则已经是小海龟一只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当时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推荐他去了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李时雨这个办事员级别不高，但是影响力却不小。共军这边，和周恩来之间只间隔一级；东北军这边，他和张学良的警卫们很熟，也能间接的把东北的一些情况转给张学良听。他曾经是义勇军指挥，打过鬼子，也见过鬼子的烧杀掳掠，讲出来的事情说服力很强，这些警卫们也愿意把他说的事情转给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南京，东北军内乱，2月王以哲被杀，3月东北军开往安徽，然后是苏北，在那里李时雨被裁员。1937年去天津任职高等法院检察官，刚当了3天就七七事变了。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他继续当这个法官，换了个环境继续担任卧底，直接领导是何松亭。

（卧底很忌讳的一个就是换身份，环境和身份转换的太快，难免可能有纰漏。）

何松亭建国后是TG的金融大师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就是他提出来，董必武批准的。何松亭不是土鳖，是在剑桥喝过洋墨水的，在大学教过书，在天津边业银行（张家的银行）兼职，当然主业是TG的地下党头头。

1939年，有一个去南京卧底的机会来到了他的头上。

这个机会来的那叫一个混乱。汪精卫准备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一个派到北方的人叫朱晶华，这个人是重庆国防部派到南京汪精卫那里的卧底。这个朱晶华是改组派，所以得到汪精卫、陈公博的信任，但是他没什么背景，给汪精卫拉人的这项工作完成起来难度比较大。一来二去，李时雨就结识了这个人，朱晶华也是东北人，两个人很是聊得投机，朱晶华就向李时雨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建议他和他一起打进去，并称自己是有保险带的，让他放心。朱晶华还给李时雨造了个假身份，说他早已入了国民党，还是改组派，介绍人是朱晶华，只不过专心学业，不经常参加活动，所以别人不认识。

就这样，一个TG在华北伪政权的卧底，经国军在汪精卫那里的卧底安排，到南京伪政府去继续干卧底。（好复杂，好麻烦）

汪精卫那边，搞特务工作的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也是人精子，在他们手下瞒天过海，那也是要有大智慧的。君不见军统、中统在这三个共产党叛徒面前纷纷落马，一抓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窝两窝，往往被抓军统特务进了审讯室，发现审自己居然是上司，一股脑就全招了。

这些代表到了上海，发现自己开会的地方居然是极斯菲尔路76号，也就是传说中的76号魔窟。

李时雨的计划是开完这个会就撤，所以在别人或是震惊、或是义愤的时候，他脑子里全市如何记住汪精卫和他手下人的谈话，别给记错了。从外人眼里看来，他貌似很冷静，很认真，也很虚心学习。

开完会以后，借着伪代表这个身份，出国一趟回了老家黑龙江，顺便搜集资料，回来以后，领导认为，成果很大，予以嘉许。

李时雨在上海开会时候的表现很好,回到天津就受到重用了，成了天津党部常委，第二年还被汪精卫召到南京接见。

汪精卫，确实可以称得上精英的先驱，在南京向李时雨等大谈日中友好，承认伪满，日本在华驻兵权，日本在华采矿权，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大力合作。

召见之后，李时雨再次升官，成了国民党立委，还是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时雨作间谍的天分很高，但是再高的天份也要锻炼才能成才，因为他很有天分，所以在汪政权内地位很高，成为战略间谍；因为还不是足够优秀，所以差一点点引火上身；因为能力很强，所以才能险过剃头一般脱身。

mang总教导我们，想当一个好的卧底，有用和拍马屁缺一不可。有用，就是你要有一定的专业特长，就算啥特长没有，那有钱和地位也行；拍马屁，你要是没这个能力，就升不到高位，卧底的作用就打了折扣，折扣多了就不值钱了。

熊向晖当年在胡宗南面前第一次亮相的情况，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李时雨的在陈公博面前第一次亮相，大抵差不多。

首先，汪精卫那里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半瓶子醋，一定要显露出真才实学；

其次，陈公博这人干活还是很认真的，比较实干，所以一定要体现出不仅有能力，还是个干才；

第三，只有显出忠厚诚实，才能取得陈公博的信任，也才能得到真实情况。千万不可像国民党特务那样，狡诈奸滑，锋芒外露，使人望而生畏。

第四，陈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见多识 广，老奸巨滑，不能对他肉麻地吹捧，只能给他轻轻地戴上一顶高帽，不能引起他的怀疑。

第五，陈的女秘书莫国康是北大文学院毕业的，李时雨可以说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可以走迂回路线。莫国康和陈公博是什么关系，感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

第六，在外行面前，一定要摆出专家的样子，震住某些人。

第七，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三个帮不需要是共产党的卧底，需要的是能帮他完成他的掩护工作，也就是说要是能干活的法律专家。

就这样，天才的李时雨，只用了三个多月，就搞清立法院的上上下下、明理暗里的关系，情报方面更不用说了。

为了安全，李时雨并没有带自己的夫人孙静云到南京来上任，另外也是为了有借口回北方，一方面汇报情报，一方面万一需要撤，也好找借口。

这种战略情报员，不会像潜伏里的余则成那样给他配部电台，经常收发情报，三个月交换一次情报，就不算少了，他那里也没有什么需要立刻上交的情报。

半年后，李时雨判断自己可以站稳脚跟了，为了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他把自己的夫人从北平接了过来，公开面目是李时的全职太太，实际任务是李时雨的交通员，上线是何松亭，何松亭的上线是许建国。何松亭后去根据地，他们就完全归许建国直接统领。

孙静云和根据地一般是电台联系，1942年，因为特殊情况，需要当面请示汇报，孙静云冒险从从南京到了天津，然后又经保定，满城，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骑了七天的毛驴见到了许建国。

一见之下，大吃一惊，原来许建国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许建国给了孙静云三条指示：

第一，隐蔽精干，长期潜伏，人不在多而在精。（因为李时雨的地位，这时候已经可以派不少自己人了）

第二，有机会决不放过。既然有机会往敌人电台里派人，那就一定要打进去。

第三，让李时雨好好当官，官越大越好，能把汪精卫挤下来才好呢。（我不是故意要写到阿扁同志的）

最后一条的原因是这样的， 1941年8月，李时雨去上海兼任伪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立委保留；1942年5月，兼任伪军法处处长；1942年8月当，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四处处长（负责内部审查），兼任执法队队长。因为官越当越大，李时雨自己没底了，一定要派老婆回去请示。

在保安司令部，李时雨办事认真，给陈公博提倡的“廉洁政治”增 光，陈非常高兴；伪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称赞他“执法如山”，“不贪污受贿”。（让一个TG去执法修理汉奸们，很好很好）

1943年8月，李时雨任上海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他一边摆出司法专家的架势，让上海的地头蛇们莫名其妙；又严于律己，硬是不要钱；顺便打击那些刑事犯，得了一个“铁面无私”的称号。以他为原型，上海还拍了一部电影回头是岸。

李时雨很优秀，但这时他还不是一个优秀的情报员，他也会犯错误。

他和潘汉年线上的范纪曼二人在互相不了解对方底细的情况下惺惺相惜，合作办了一本左翼杂志，还发行了若干期。为了给范纪曼少有小特务们捣乱，李时雨还经常把自己的车停在范纪曼那里。然后两人被痛批“左派幼稚病”。

范纪曼曾在伪中央大学担任训育主任兼艺术系教授，他修养高，又精通日语、俄语，是周佛海家的座上客，顺便把周佛海的儿子给发展成了地下党；在学校里面也顺便利用伪政府的资源给TG培养人才。直到有一天，被排挤去了上海，办杂志就是在上海时期的事。他二人合作过多次，彼此身份心知肚明却故意装。

风平浪静很多年，直到有一天门被敲开。

当时情况是这样子的：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杨宁、孙静云3人开了一个党小组会，学习“整顿三风”。杨宁走后不久，我和孙静云便躺下歇息，还未入睡，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赶忙穿上睡衣，疾步走到三楼从窗口向楼下张望，只见楼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周围有几个日本宪兵。我知道情况不好，便跑到楼下电话室， 向伪警察局司法处值班室挂了个电话，谎说我家来了强盗，叫他们赶快来人救援。我走出电话室，转到客厅时，只听“呼”的一声，大门被砸开了，闯进3个日本宪 兵和1个翻译。我不得不把电灯打开。一个宪兵上前抓住我插在睡衣口袋里的左手向上一提，露出了我手中所持的手枪，一下子被他抢去了。我没打算抵抗，只是带着不满的口气问：“你们这是干什么?”翻译答道：“我们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你的卧室在哪里?领我们去检查一下。”“在这个客厅里谈谈不行吗?”“不行! 不行!走，走!”日本宪兵边蛮横地说着边上来拽我。“那就上楼吧！”说完，我又边走边喊：“静云，来人啦!”意即向她报警。我领着宪兵和翻译走进二楼卧 室，孙静云正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翻译问：“你们的来往信件都放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我指着五斗柜说。翻译拉开抽屉，将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 遍，没发现什么破绽，便对宪兵咕噜了几句。宪兵厉声说：“把他太太带走!”翻译对我说：“让你太太跟我们走一趟吧。”没等我张嘴，孙静云忙答话说：“好， 我跟你们去。”说着，她便穿好衣服，跟他们出门上了汽车。

放在《潜伏》里面不会超过一分钟的一个镜头，背后又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首先，日本宪兵是胸有成竹而来；

其次，对于日本宪兵突袭，李时雨先把警察局自己人拉过来；

第三，面对日本宪兵，李时雨并无反抗，而是立刻报警自己夫人，销毁材料；

第四，孙静云没等李时雨回答，自己决定跟日本宪兵走，这个背后文章太多。

当天他们开了党小组会，小组会讨论的提纲就放在床头，更危险的是还加在《政治经济学大纲》里；汽车房的小楼上存放着大量的资料。要是孙静云不立刻跟日本宪兵走，这些东西就可能被搜出来。而且孙静云被捕，有李时雨救；李时雨万一也进去了，谁救呢？

日本宪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奔着李时雨夫人来的，为什么呢？

这要是怪TG自己了。是何松亭在根据地的情况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常和何松亭联系的人里面有李时雨夫人孙静云，所以北平的特务就顺藤摸瓜来抓这两个人了。

北平的人来了，上海这边的日本人不同意，认为证据不足。妥协之下，两边的日本特务商定只带走孙静云，问出口供，再来抓李时雨。

（能在丈夫被缴械，房间被日本宪兵闯入的情况下瞬间判断出敌人的目标是自己，并采取最有利于的解决方案。李夫人绝对是特工里面的高手，而不是《潜伏》里面的翠屏。）

此后一方面是李时雨冲着日本人和陈公博大闹，一方面是孙静云历经拷打，就是不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当然孙夫人没少受苦。日本特务们还想继续找李时雨的毛病，在陈公博的支持下，李时雨去日本考察兼旅游了一番，避了避风头，顺便搜集一些日本那边的情报。

这么多的bug，李时雨怎么还能混到高级间谍？打进去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今后会怎样发展，所以只能是尽量，最优秀的间谍未必能安插到最好的位置上，也就未必有最优秀的成果。

我前面提过，李时雨是周佛海、陈公博都看中的干才。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的势力回南京，上海全部落入周佛海之手，周点名让李时雨留下。

当时李时雨公开身份是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汪精卫的），另一重身份是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身份是TG的地下党，一点头衔都没有，他的关系也从晋察冀转到了上海。

日本投降前夕，他参与了策划了上海起义。后因战略方向转向东北，上海起义被放弃。李时雨联系过的几支伪军，也就莫名其妙的被新四军给歼灭了。

说到这里，汪精卫这里的故事结束了。TG在汪精卫那里，李时雨这个级别的战略情报员至少有五个，我说的是大家在网上用搜索引擎，选择合适的关键词，在每个搜索引擎的前五页寻找，就可以找到的至少有五个，人名和担任的职务都可以找到，其后的人生历程大抵也可看到，貌似mang总所说的那一位55年少将还不在其中。其中四个是潘汉年下面的，李时雨是许建国下面的，李时雨在随处可见的这五个人中间最有实权的。

日本投降后，他还营救出了杨靖宇的弟弟、抗联的副总指挥杨树田。只是这个杨树田根本就不是杨靖宇的弟弟，更不是什么抗联的副总指挥，虽然他的确和杨靖宇有关系。这是哪个呢？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居然值得TG不惜动用王牌卧底来救他。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打入了军统，任职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

在他的自述里，他是被余祥琴拉进军统的。余祥琴是汪伪时期军统在上海负责人，李士群最后引来杀身之祸的导火索，就是放走了余祥琴。为了便于工作，余祥琴穿了一件大律师的马甲，因此和李时雨这个上海警界的实权人物很熟，并利用了吃空饷的假名字混了进去。而且余祥琴还是自己打包票掩护李时雨进去的。

看人家这卧底，打入敌人内部，都是敌人冒着危险把他拉进去的。卧底干到这个境界，够得上卧佛了吧

这个地方，看他老人家写的自述，感觉这里很可能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这几个不合逻辑的地方。

第一，他冒名运用人员的身份进入军统。这个，您想想，抗战前在上海，他基本是文强在重庆的那个位置，抗战胜利了，还那么容易混？

第二，他是有西装的，为什么要再套马甲呢？他打入南京的时候用的是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手续，那里还有他的记录，后来这份记录还上了法庭。

第三，他在军统里面表现并不好，屡屡出现bug，比从前要多很多。他不敢和戴笠当面谈话；戴笠也感觉他不正常。

说道戴笠感觉不正常，很有意思。戴笠收到下属对李时雨的调查报告的时候在北平，正好他身边有一个应该是了解李时雨历史问题的人，于是顺便就问了一下。更巧的是这个人当时已经被华北地下党策反，立刻拍胸脯说李时雨绝无问题，然后戴笠就答复手下说，大致意思是“李时雨目前不可逮捕也”。还有一件巧到极点的事情是戴笠很快就飞机撞山死掉了，因为戴笠有这句话，别人以为只有他自己了解全部情况，闹到最后李时雨的具体情况谁也说不清楚了。

还有个穿马甲的段子，据说是真事，应该让西西河外交方面人才或者非洲问题专家考证一下。

话说TG有一军官，是研究坦克战的，在部队不受待见，于是被远远发配到非洲某国干武官。武官只是一件马甲，任务是军援，帮助训练部队。到了之后发现这国家军队太废柴了，说干脆你们军队重新练兵算了，这非洲国家总统也真胆子大，说那你就帮我们整吧。这厮就把PLA那一套训练给拿出来了。后来某邻国进犯此国，该国军队充分发扬了PLA“绝不打第一枪，但是第二枪以后我们说了算”的传统，一路打进了邻国首都，顺便还把助阵的别的国家军队给抓了俘虏。当时该国的步坦协同战术打得十分出色，这武官心里也痒痒，坐上坦克就到前线兜了一圈过干瘾去了。看到自己练出来的部队很能打，意气风发之下，就从坦克里面把脑袋露出来透透气，顺便模拟视察一下，不幸就被西方媒体给拍到了，然后只能换个国家继续干活了。

从那以后，非洲大陆如此之大，居然放不下此人一张平静的办公桌了。不管到了哪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邻国，只要和大陆有外交关系，就有人去外交部抱怨“把这个人派到我们邻国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和谐的。为了我们blah、blah和谐，你们应该把他派到我们这里。”

最后此人离开非洲大陆，到一个没有陆上邻国的国家当武官去了。（据大家提示，是去了韩国，外交部官人事的人看来很有智慧）

回到主线。

1946年9月17日，余祥琴来电话，叫李时雨立即去他家。一进余家，就发现余家所有人都在暗示他出事了，余祥琴则让他去市政府调查处去一道。李时雨坐着自己的三轮车到了上海市政府，告诉车夫，一小时出不来，这车就归他了。然后让车夫去他家附近，要是有熟人来找他，就告诉他们自己被捕了。

随后，李时雨被双规了，和现在的双规不同，他这次是带着手铐的。

进去之前，他先给拉自己进军统的余祥琴通了气；然后又和自己的手下刘绍奎联系，让他给自己安排些事情；随后和南京直接税总局王抚洲写了信，让他保自己一下;和地下党貌似没来得及有什么交流，好在他这次被捕是有预兆的，上级批准了他的撤退，只不过差一天没能走掉

李时雨被抓，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军统内部争权夺利；一个是他老婆曾经被日本人以共产党嫌疑抓过这个历史问题；一个是他弟弟是共产党，抗战期间牺牲在日本人手里；再有一个就是有叛徒。

派李时雨打入军统，个人认为这是他上级非常不明智的安排。他的老婆被抓过，那日本人那里的案底恐怕不会少，军统接收之后当然也能看到；其次，有西装的人外面穿一件马甲是个很不协调的问题。

李时雨一样受过刑，这个他是有准备的。特务们的笔录，他既不看也不按手印，以防捣鬼。还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毕竟是特务出身，李时雨很聪明的把自己的共党嫌疑转成了汉奸嫌疑，他也从军统的看守所里传出消息，让人托人情托到唐纵那里。

军统的看守所，一直到46年之前，都是密不透风的。到了这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可靠了。那些整天在召唤陈吴二位的团体，不妨派一些人去安安的看守所卧底。什么时候安安的看守所可以随意传出消息了，陈吴二位也就快来了。

军统抓不住把柄，外面有人营救，于是他就被转移到普通监狱去了。监狱里他闲着没事干，就帮别的犯人写写辩诉状，并告诉他们到法庭上怎样申诉，效果还不错。

除了这些，就是学习英文，练习书法。他主要集中精力是打自己的官司，实在无聊了，就研究宗教。

蓝丽娜的网站上找的,著名漆画家蓝丽娜1991年来北京办个人画展，就住在李老家里。

为了营救他，共党、朋友、家人都没少送礼，无奈法院的人不敢收，法庭上对李时雨他们准备的证据也不认可，除了当年国防部给的那一张证明。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案子军统有人打了招呼。就此他就住进了提篮桥监狱。

国民党政府1949年2月宣布释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监犯，李时雨1949年2月以合乎释放条件取保释放。他想继续干地下工作，但是军统盯得很紧。这一回上海地下党方面没有耽误，一看情况不好，立刻安排他撤离上海，前往香港。

网上流传最广的关于李时雨的情况是出狱后携带一部用线装书伪装起来的密写的情报资料从香港前往北平。这句话粗看起来貌似李时雨带去的是自己的情报，实际上他在这里面只不过是个信使。从上海去了香港，在香港等待期间帮香港那边的人整理了几天情报，然后北上的时候，做了一回邮差。

要说TG情报部门在香港的实力，也就是俞强生这种在TG这边级别够高、知道的够多，同时美国人一定要保的人，叛逃到香港才有可能保命，别人不用多想。段云朋当年让公安部的几位大佬颇为头疼了一次，因为上面有命令，要活的；要是要死的，很怀疑他在香港能不能看两次日出。乌而开溜那些人属于TG刻意放出去的，放出去用处才大。

另一个地方，金门也不行了。据西西河某消息来源称，近几年曾经有人犯了事跑到金门，上了岸高呼投奔民主自由而来blah,blah.被湾湾士兵报以枪托，殴打之后关了禁闭，这边甚至还都没去那边要就给送回来了。

李时雨回来之后早期的情况，小愚网友已经说了。那一次的碰头很重要，直接决定了他今后少受了好多罪。

朋友建议不要提《潜伏》，记得小愚给的一个链接里面有说李时雨像余则成，这个不带这么贬低人家李老的。

文革后他担任了宗教局顾问，佛学院副院长。佛学院的早期非常重视藏传佛教，第一任院长是个活佛；李时雨当副院长时候的院长也是搞藏传佛教的。

像他这样当年的超级卧底，后来手下大小活佛赛牛毛的人，“卧佛”两个字可以极简短总结一下他的一生。

来源：董思源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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