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某个清晨，河北某个生产队的田地边，伴随着鸡鸣，社员们扛着锄头、面带倦意地走上田埂。一声哨响，社员们分散开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看着稀稀拉拉干活的场面，队长老刘皱起了眉头——“这些人是真没干劲儿啊！”可他心里清楚，就靠那点儿工分，谁也不会拼了命地干。你说，这些社员们是真懒？还是体制让他们“走个形式”？

生产队时期，工分制可谓家喻户晓。一说起工分制，不少人就觉得这是社员劳动的动力源泉，毕竟每干一天活儿就能领工分，年底还能换钱、换粮。可真要说这工分是不是人人都看得上，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工分制一出，队里分得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什么是干活的老把式，什么是磨洋工的“懒把式”，一眼都看得清。

但工分制度讲究的是按人头算，“干得多”和“干得少”的拿分却相差不大。结果，干活儿的老李头、王大婶仗义执言，开始数落：“干得再卖力，也不比混日子的拿得少，这哪叫激励？”

于是乎，生产队里的心气儿就有了两极：一边是天天琢磨着如何少干还不落后，另一边是埋头苦干却始终攒不够工分的苦劳人。

那些“卖力派”本来想着多挣几分，可一来二去，发现辛苦挣得的工分换不了多少钱。某些社员甚至自我调侃：“一天到晚胳膊酸腿儿疼，拿着工分回家煮‘寡汤’，真是人也难，汤也寡。”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社员们的干劲儿有时就像被戳了气儿的气球，想一股冲劲干活儿的，最后也琢磨着混水摸鱼得过且过。

不过，也不是所有生产队都一副大锅饭心态。那些管理稍微严格的队里，队长、生产小组长都得盯着点儿社员，稍微看出磨洋工的，立马让他们“补补劲儿”。

社员们一抬眼发现领导的眼睛比苍蝇还毒，想偷懒都找不着机会。

不过，也有心思灵活的社员琢磨出门道，觉得工分制不过是“按头数吃饭”，反正干多干少挣得都差不多，何必把自己累得像头老黄牛呢？干脆背上锄头悠哉悠哉去田间转悠。

结果，很多生产队里就呈现出这种“明里暗里偷着懒”的局面。有人称之为“出工不出力”——大家好歹还是到了地里，只不过下锄头的力气明显“掂着劲儿”。而这种制度的局限性逐渐浮现出来，社员们对工分的热情也开始随之打折扣。

在生产队里，队长和社员们就像“猫和老鼠”，天天“斗智斗勇”。生产队一大早出工，社员们面带倦意拖着锄头，甭管心里有多少小九九，手上也得装装样子。

有人说，这年头，出了工分，社员个个都有点“心照不宣”了。

然而，有些生产队对偷懒可是零容忍。

可要知道，监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地里的活儿，谁也管不住你到底用了多大力气。于是乎，有些生产队里干脆采取轮岗制，每天挑选“监督员”盯着点儿，谁磨洋工立马就被点名批评。

但是，这一招也不是百试百灵。毕竟，社员们在一起干活儿时间久了，难免人情化。一些监督员觉得拉不下脸面指责邻居，于是对偷懒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个别小队干脆自带幽默地把“轮岗”当成摆设，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今天你管我，明天我管你，互相瞅个面儿，偷懒大伙儿心照不宣。

在这种复杂的人情和制度制约下，社员们的出工效率自然没法保证。特别是在那些管得松散的生产队里，磨洋工现象屡见不鲜。社员们出工时的状态堪称“集体小偷”，个个都藏着点“独门绝技”。

有人靠“起早贪黑”混天数，假装出勤高，有人干脆躲在队长视线盲区，消磨半天时间。而对队长来说，这些猫腻难防，更何况，有时自己也懒得管。于是，一场“偷懒与反偷懒”的日常拉锯战，在生产队里上演得不亦乐乎。

生产队时期的干劲儿与偷懒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这全看当时的激励机制、管理模式，以及社员的主观心态。回到1978年的小岗村，一场包产到户的改革就像一剂强心针，直接刺中了社员的干劲神经。

包产到户后，地分到户头，各家各户自己负责，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支配。这可不一样了，人人都看到干得多、得得多的好处，纷纷卯足了劲头开干。

小岗村的例子一出，全国各地的生产队看得都眼馋。

原来，真是激励不到位才导致大家都干活儿如同“例行公事”。自从小岗村实验成功，生产责任制迅速推广开来。那些以前偷懒、磨洋工的社员们，看到干活儿有实实在在的回报，个个干劲冲天。

再也不是“拉人头算工分”那套了，而是看谁干得多、挣得多。于是，整个社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但再看看以前生产队模式下的情景，许多社员对“工分”确实没有太大的激情。有人甚至调侃：“别说一锄头下去能挣几毛钱了，这一锄头能把我自己累够呛。”

在没有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干活儿成了走形式的活儿，大家的干劲儿自然也不高。而小岗村的成功却向所有人证明，适当的激励和自主权才是干劲的来源。

于是，生产队时期到底是“干劲冲天”还是“磨洋工偷懒”的争论，也有了答案：看似大家是在混日子，但并不是没人愿意干活，而是没有合理的制度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