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奉总部指示，派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从苏中、淮南渡江南下苏浙皖边区，实现总部的战略部署。粟裕决定从东西两路渡江，东路由师参谋长刘先胜、旅长陶勇带领。部队经过补充整编和动员，于12月下旬在扬州至口岸之间渡江。刘先胜、陶勇率特务1团和特务4团，于12月27日到达三江营准备渡江。
几千人的大部队过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长江上有日军的巡逻炮艇，不时来往，如果用木船，数量不少，征集困难。速度也慢，不合部队要求。
为了确保部队在敌人眼皮底下安全渡江，长江两岸地方组织也全力配合部队，刘先胜、陶勇与地方组织一合计，决定大胆地利用长江里行驶的大轮船运送部队过江，来一个“巧渡天险”。
当地有一位同志的亲戚，在招商局的货轮“新豫”号当“老柜”（轮机手）。倾向于我方，为人胆大正直。通过他，新四军了解到“新豫”轮的具体航期，地委就想借用“新豫”轮，运送部队过江。这样过江速度快，只要注意隐蔽，日军巡逻艇就不易发现异常。如何把“新豫”轮搞到手呢？地方组织把任务交给了苏中五地委的敌工部长王龙。
王龙烈士
王龙原名王隆思，时年36岁。新四军管文蔚部挺进扬中后，他于1939年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官处招待科副科长，扬中、丹阳、武进县长，路北特委敌工委员会主任，丹北中心县委敌工部长。此人精明能干。
1945年1月5日清晨，王龙带领4名短枪队员与“老柜”（轮机手）的亲戚，化装成生意人，来到镇江货运码头上，王龙装作不经意地四处看看，发现没有日伪军盘查，便忽然加快了脚步，朝泊在岸边的“新豫”走去，另5个人紧跟在后面上了船。
王龙一伙人以生意人回乡过年为由，要求搭便船。船长看在“老柜”的面上，答应了王龙的要求。善于与各类人物打交道，是王龙的特长。上船没多久，他拿出几包“哈德门”烟，上下套得很近乎。其他人也与船老大（舵手）、船员搞熟了，可以在船上随意走动。
由于是货轮，船上也无可疑迹象，沿途未受任何盘查，顺利过了江。黄昏时分，“新豫”轮驶抵距我军渡江地点不远的黾山头对岸的三江营港口，王龙见时机已到，突然从怀里拔出手枪对准船长，惊得船长目瞪口呆。其余的人同时扑向电报室、舵台、轮机房，迅速控制了船只。
船上的人惊恐万分，以为遇到劫船的强盗，性命难保。王龙见状，向船长、船员说明了借船渡江的缘由，又宣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与我军政策。船长、船员都是明白人，立刻痛快地答应了，并按王龙的要求把船开到了我军预定上船地点。陶勇旅长立即指挥特务4团渡江。后续部队也奉命开到离渡口很近的地点等候上船。
“新豫”轮一次可载七八百人，一个团两次即可渡完。三江营江面很窄，来回一趟要不了一个小时，按原定计划，一夜之间全部人马都可以过江。然而，我军用轮船摆渡大部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加上船距江岸有几十米，部队要徒步涉水上船，因而拉长了上船时间。等4团的最后人马渡到南岸，已是启明星高挂，微露晨曦了。陶勇旅长等指挥员临时决定，江北未渡部队依旧退回砖桥以北地区，等晚上天黑再寻机过江。
“新豫”轮按轮船公司计划，是要按时抵达上海的。延误几小时进港是常有的事，问题不大，但时间长了肯定会令人生疑。现在需延误一天多，就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再者，船停泊在江里一天，上下水的船只很多，敌人巡逻艇也驶来驶去，假如有人问起、盘查，如何答复、应付呢？
人心齐，泰山移。王龙与船长、老大、老柜、船员一商量，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给上海港发电报，推说轮机出了点小故障，正在检修，修好既可以启航。这个电报，妙就妙在出的是“小故障”，既有故障，停船在江里就合情合理，停长停短，也需视“检修”情况而定。且又是“小故障”，不必派人过来帮忙，也就不会暴露船上我军人员。
凭那份电报和几个船员“忙碌”的身影，众人安全地捱到下午3点多钟，也未遭到来往的日军巡逻艇的注意。王龙在船上却没有一丝轻松，他想的是如何保障我军尽快渡江。这时从上游远处驶来一条客轮，王龙心里一动，向岸上发出联络信号。
那条客轮渐渐驶近了，“新豫”轮突然挂出求救信号，要求对方救助。客轮船长本着水上行船的规则，指挥客轮慢慢靠近“新豫”号，准备提供帮助。待客轮一交舷，“新豫”轮舱房里突然窜出几十个手持短枪的汉子，一个一个越过舷栏，抢到客轮上，很快控制住了船上要害舱室。
这条客轮叫“达丰”号，船上有六七百乘客，还有9个日本人，带着6把手枪，因见我军来势凶猛，谁也不敢乱动。不一会儿，“达丰”号就按我军指挥，开到三江营渡口。船上的人和乘客开头都挺害怕，以为遇到劫船的，性命和财产难保。经过新四军宣传，才知道我军只是借船一用，而且保证他们可以乘原船继续航行，这才安静下来。
长江轮渡
乘客一批一批乘小筏子登了岸，马上被分送到附近村子里的农舍里安顿下来。几个日本人被单独放在一处，那些日本人自称是商人，到南京去做生意，手枪是用来防身的。为首的姓山口，是个大阪人，能说会道，似乎对我军的政策有所了解。还有一个东京人，生怕新四军对他不利，一个劲表白自己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从未伤害过中国人，模样着实滑稽可笑。事后看来，这几个日本人很可疑，但中国人真是善良，指战员按政策给这几个日本人安排了食宿，收缴了武器。经过解释，他们放下心来。一团团长俞炳辉过来巡视他们时，日本人抢着过来敬烟，还竖起大拇指，一口一个“贵军大大地好”，弄得大家情不自禁笑起来。
俞炳辉
等待上船过江的部队，得知又截到了一条船，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很多战士从未出过远门，更没有见过轮船的模样，现在竟然有机会登上大轮船横渡长江，真是又新鲜又激动。3点多钟接到出发命令，大家走得飞快，太阳刚落山就赶到了岸边。1团1营和团机关人员、苏中公学的学员以及部分辎重，全部上了“达丰”轮，1团团长俞炳辉带着团直和二、三营乘“新豫”轮。船开得快，不到1个小时，船就到了南岸。既安全、又快当，真是一帆风顺。
刘先胜参谋长、陶勇旅长早就在南岸等候部队了。部队一上岸，他俩高兴得直喊：“好啊，好啊，同志们！你们平安过来了，我们胜利了！”
我军成建制地乘轮船过江，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现代化的渡江效率，远非一条一条小木船分散过江可比。
粟裕带领西路7团与干部团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之间，用木船也安全渡过了长江。不幸的是，为此次行动立下大功的王龙，在1945年9月被任命为镇江市长后，在接受一处日军投降时，被接受重庆委任的汪伪汉奸部队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