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是西北地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中国近代农田水利建设的先驱。

在其主政西北的十余年中，面对战争带来的创伤和粮食短缺的挑战，左宗棠积极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因地制宜地开渠、凿井和修坎儿井。

他独特的治水理念和创新的兴工方式，有效调动了民众和军队的积极性。

此外，他还引进国外先进的开河机器，开创了机器治水的新纪元。

这些努力不仅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抵御了特大旱灾对百姓生活的影响，还为左氏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左宗棠大兴西北农田水利建设的原因

晚清时期，西北地区由于吏治腐败和连年战乱，民生困苦、经济萧条，成为反抗暴政的温床。

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地区饥民纷纷加入反清革命，随即引发大规模起义，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负责镇压起义及恢复经济。

他在进入甘肃时目睹了“千里荒芜，弥望白骨”的惨状，深知恢复西北经济、安民养民的重要性。

他指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

因此，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以实现政治稳定和边疆巩固。

西北地处中国腹地，年降雨量稀少，气候干燥，水利建设成为振兴农业和恢复经济的首要任务。

左宗棠在实地考察后，明确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治西北者，宜先水利。”

为此，他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修建水利设施、招徕流民、分发赈粮和农具，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

这些举措有效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各族人民的生活逐渐安定。

尤其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丁戊奇荒”中，农田水利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阻止了旱情的蔓延，减轻了灾害对民众的影响。

此外，西北地区由于干旱气候，粮食奇缺，给军事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左宗棠深知“用兵西北，最感痛苦的无过于给养”。

在他的军粮来源中，省际和省内的转运显得极为重要，但由于地理条件限制，长途运输效率低下，甚至每两石粮仅能转运得一石。

面对这样的困难，左宗棠借鉴历史经验，提出“西征之师宜采屯田政策”，强调屯田的重要性。

他在奏折中指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

左宗棠认为，垦荒屯田不仅是战时筹措军粮、解决百姓口粮的首要措施，战后更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

而要成功实现屯田，农田水利建设必不可少。

他强调：“水利为屯政要务”，提出了多项水利建设的具体措施，如引渠灌田，保障水源。

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粮食的增产，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应。

在极度困难的军费状况下，左宗棠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进水利建设。

例如，张曜所部在哈密屯田时发现的引水渠，如果加以整修，可以为近两万亩的屯田提供灌溉用水。

尽管经费紧张，左宗棠依然支持备足了十万条毡条，以确保渠的使用。

最终，哈密地区成功实现了年收军粮数千石的丰硕成果。

左宗棠兴修西北农田水利的实践过程

左宗棠在晚清时期担任陕甘总督时，面临着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重大挑战。

由于气候干旱，水资源紧缺，农田灌溉条件极为恶劣，导致当地农业生产几乎陷入瘫痪。

在这一背景下，左宗棠积极兴修水利，通过开渠、凿井和修坎儿井等多种形式，为恢复西北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开渠：解决灌溉难题的首要措施

左宗棠认为，修建水利工程“宜先沟洫”，因此他在西北的水利建设中，重点放在开渠上。

他首先对泾河进行治理，重修了郑、白渠遗址，并疏通引泾渠，为周边农田提供了稳定的灌溉水源。

在平凉，左宗棠发现泾水与水在泾州合流后水势非常壮阔，他意识到如果能够开渠灌田，可以灌溉数百万顷的良田。

在治理泾河的过程中，左宗棠克服了重重困难，力排众议引入机器作业，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此外，他还督促部下在狄道和安定一带垦田自给，王德榜计划通过炸石开山，修建明渠以引抹邦河水灌田。

虽然这一工程耗资巨大、工期漫长，但最终建成后成功灌溉数十万垧的农田，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农田水利工程之一。

左宗棠还在宁夏地区进行渠的修建，拨款重修汉渠和其他渠道，确保水利设施的完备。

他在青海的修建工作也同样积极，命令各县调查荒废的渠道，准备修复材料，以备来年春季施工。

通过这些努力，左宗棠的开渠工作极大地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灌溉条件。

二、凿井：提升水源保障

除了开渠，凿井也是左宗棠兴修水利的另一重要措施。西北地区可资利用的地表水源非常稀缺，稍遇旱情，便会出现“赤地千里”的情况。

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的大旱让左宗棠意识到，凿井是应对干旱的有效手段。

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极力推广凿井技术，发动了一场凿井运动。左宗棠不但亲自参与，还在信中指导凿井的兴工方式和经费筹措。

他提到民间开井可以通过工代赈，确保工人得到一定的报酬。对于富裕人家，他鼓励他们捐资开井，贫困者则出力，这种模式不仅促进了水井的修建，也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在选择凿井区域时，左宗棠特别关注陕西关中平原，该地区因历史悠久的凿井文化和技术相对成熟，成为了重点区域。

他特别提到董志塬和庆阳等地的凿井工作，强调在适宜地区大规模推广这一措施。

为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左宗棠还推行“区种”法，即将田地划分为小块，灌溉时由渠内引水流入各个小沟，最大程度节约用水。

他认为，凿井和“区种”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同时进行才能真正解决水资源问题。

三、修坎儿井：利用地下水源

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地下水利灌溉工程，左宗棠在推动西北水利建设的过程中，积极修建坎儿井以利用雪山融水。

他注意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雪山融水是当地的重要水源，因此决定仿效林则徐的做法，修建坎儿井。

左宗棠在协助修建坎儿井时，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提供资金、发放粮食、提供寒衣等，使得各地的坎儿井修建蔚然成风。

在张掖地区，新开了7道坎井渠，并修复了56里长的马子渠，灌溉农田达到6800余亩。

在新疆，左宗棠更是大力推进坎儿井的建设，委派专员负责修复和新开坎儿井，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

左宗棠的坎儿井修建不仅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还有效支持了农业生产，使得新疆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左宗棠兴办西北农田水利的特色与不足

左宗棠在晚清时期主导的西北农田水利建设，体现了其独特的治水理念和多样的兴工方式。

然而，这些措施在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1. 治水理念独到

左宗棠在水利建设上展现出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提出的渠底铺垫毡条以防渗漏、广推“区种”法以节水等，反映了他对水利工程的深刻理解。

他强调在修浚沟洫的次序上应“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这种前瞻性的治水理念在泾河治理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面对泾河暴涨冲毁渠工的困难，左宗棠坚决反对停工，指出“西北水性悍浊”，必须加快支渠的开浚，体现了他应对突发状况的果断与灵活。

在资金筹措方面，左宗棠倡导“以工代赈”，重视调动民众积极性，要求组织农民修水利时，应结合物资救济。

他在宁夏重修汉渠时提出“灌田各户计亩摊捐”，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农田灌溉中仍有借鉴意义。

2. 兴工方式多样

左宗棠在兴办西北农田水利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出资兴工方式。

他主张“防营独办”，即通过驻防士兵和民众共同参与，集中资源、力量，达到最佳的修水效果。

比如，在金河和迤东等渠水口遭到洪水冲垮后，他便命令驻军修复，同时招集附渠农民共同参与，以达到“田亩免荒芜”的效果。

此外，他还通过“官贷民力”的方式，直接拨款或以工代赈的形式组织民工参与水利建设。左宗棠注重参与工人的选择，要求参与修建的兵民具备农夫出身，确保工程的高效和顺利进行。

3. 开机器治水先河

在泾河治理中，左宗棠尝试引进国外的开河机器，成为当时的创举。

他委托福建船政局探询国外技术，最终从德国购入了一套开河机器，并聘请技师进行指导。

尽管在施工中遭遇困难，左宗棠依然坚持继续开渠，以实现水流疏导的效果。

他的这一做法不仅提升了水利建设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的引入与发展，展示了他对现代化水利工程的前瞻性。

二、不足

1. 兴修水利为权宜之计

尽管左宗棠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实施的背景是在内忧外患的时期，更多是为了快速安定流亡，恢复农业生产，服务于军事需求。

这种短期导向使得水利工程的建设往往局限于左宗棠行军主线沿途，缺乏对西北其他地区的辐射和影响，难以形成全面的水利发展。

2. 农田水利建设缺乏总体规划

左宗棠的水利建设往往是整饬、疏通和修补，缺乏系统性的总体规划。这种按当地收复的先后顺序逐步开展的模式，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

例如，凿井的建设在某些地方并不适宜，却被普遍推行，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合理的选择。

3. 治水思想缺乏落实连贯性

左宗棠的继任者未必能持续重视水利建设，导致许多水利设施在后期停建或废弃。

尽管左宗棠在开渠过程中主张续建，但后期的执行力不足，使得许多良好的构想未能落到实处，影响了水利设施的长效使用。

4. 经费投入不足

由于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国库亏空，以及军费缩减的现实，左宗棠在水利建设中的经费主要依赖他个人的筹措，而缺乏清政府的支持。

这种财政紧张使得很多水利工程无法得到持续的资金投入，从而制约了工程的推进和效果的巩固。

结语

左宗棠在西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展现了其独特的治水思想和多样的兴工方式。

然而，短期主义的目标、缺乏系统规划、落实连贯性的不足，以及经费的制约，均影响了水利建设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

但左宗棠的努力在当时为西北地区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后来的水利建设与管理依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