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俄乌格局的乌克兰大饥荒,俄乌两国仇恨的根源

有史杂谈 2024-12-18 11:37:42

乌克兰大饥荒(1932-1933年)对乌克兰民族来说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据估计约导致400多万的乌克兰人饿死,可以说是是二十世纪的一大惨案。

1926年,苏联境内有7845.3万俄罗斯人和3488.2万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比率为2.25:1。

但是到了1959年,俄罗斯人的数量增加到11411.4万,乌克兰人则增加到3725.3万,比例变为3.06:1。

到了1989年,俄罗斯人增至14507.2万,而乌克兰人增至4413.6万,比例进一步扩大到3.29:1。

由此可见,从1927年到苏联解体的63年间,俄罗斯人的增长速度远超乌克兰人,每增加一个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则增加7.2个。

而饥荒之后,苏联政府还推动了大量俄罗斯人向乌克兰迁移,进一步改变了乌克兰的民族构成。

大饥荒中儿童的死亡率比二战期间还高,其中1933年的婴儿存活率不到60%。

从1926年到1959年,乌克兰人口只增加了187.9万,而俄罗斯人口则增加了316万。

这种移民政策使得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口比例显著上升,到1959年,乌克兰地区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比例变为1:4.30

这种改变长期来看对乌克兰的社会结构和民族认同产生了长期影响。

饥荒对乌克兰人口的削减,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摧残,加剧了乌克兰在苏联内部的弱势地位,也为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而两族的分裂又是其必然产物,俄乌战争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一种延伸,所以说这次大饥荒不可谓不惨烈深远。

征收、征收、还是征收!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和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迫使其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这一战略需要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以筹集建设工业的资金。

苏联政府从农村征购大量粮食出口创汇,用来购买机器设备和引进必要的技术。

同时,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口粮需求、巨大的工业原料需求和国防需要,苏联政府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只能从农民手中获得。

乌克兰农村成为苏联政府征购粮食的重要阵地,农民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在正常情况下应提供苏联整个谷物销售量的一半。

在1930年的大丰收中,乌克兰上交了770万吨谷物,占苏联谷物总收获量的33%。

虽然乌克兰仅占整个苏联谷物收获量的27%,但在各共和国上交的谷物中,乌克兰占到了38%。

进入30年代后,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中央下达的征粮指标却未调整。

1931年,乌克兰农业歉收,总产量只有1760万吨,仍需向苏联政府上交700万吨粮食,不得不动用农民的储备粮。

1932年,乌克兰农业再次歉收,总产量只有1280万吨,但苏联政府下达的征粮指标仍维持在770万吨,虽然后来减少为660万吨,但仍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为了完成征粮任务,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根据苏联政府的特别决议,从每个工厂动员3到4个工人党员到农村执行征粮任务。

到12月1日,农村党员被要求从集体庄员中组织征粮队去搜查和没收个体农民的财产。

据相关资料,征募的队员有11.2万多人,远远多于1931年的4.4万人。

这些征粮队往往被派到别的村子去征粮,以免在本村抢夺粮食时遇到更多的反抗和尴尬。

在粮食征集过程中,征粮队表现得残酷无情,毫无人道。

在乌克兰,他们被叫做“拖船”,严格来说更像是暴徒。

征粮队往往由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共青团员、当地学校教师和一些学生组成。

他们配备长铁撬杠专门用来探查隐藏的粮食。

征粮队闯进农户家中,先问农民“向政府上交了多少粮食”,得到回答“不相信可以自己查”后,开始搜查。

从房子里的阁楼、库房、食品室、地窖,到房子外的马厩、猪圈、谷仓和草堆,他们测量灶的大小,估算是否足够大能在砖后面存放隐藏的粮食,打断阁楼的横梁,敲房子的地板,踩踏整个院子和菜园,使用撬杠探查可疑地点。

1931年时,征粮队还可以从农民家中找到100磅~200磅隐藏的粮食,但到了1932年,通常只能找到约10到20磅鸡饲料,这些饲料也被拿走。

面对这样的剥夺,乌克兰农民几乎绝望而疯狂。

一个征粮积极分子回忆到,听到孩子们的哭喊,看到人们的惊恐、哀求、愤怒、麻木,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猛烈反抗。

农民们语气绝望:“拿走吧,把所有东西都拿走。炉子上还有一锅甜菜汤,最好把锅也端走。”

这种质问充满绝望:“我们有收成,为什么你们要全部剥夺?即使在旧政权下,也没有人这样做。”

强制性征粮严重破坏了以农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

1932年冬季至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只存有80公斤粮食,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粮食。

而平均每个乌克兰人每年需要消耗288公斤粮食,最低生存口粮是196公斤。

强制征粮导致农民的食品储备大大减少,农民能够自由支配的粮食极其有限,是引发1932~1933年大饥荒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严苛的政策下,乌克兰农民的抗争并没有改变苏联政府的做法。

1932年冬天,苏联政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乌克兰应完成100多万吨的征粮指标。

许多村苏维埃和地区党委的领导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抵制这一命令,但遭到严厉镇压。

到1932年底,尽管苏联政府竭尽全力征收,但只上交了470万吨粮食,仅占计划的71.2%。

在极端手段下,苏联政府甚至要求没有完成计划的地区交出“种子储备”,对农民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1933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决议又制定了义务交售制。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高,付给的价格又极低,这种掠夺导致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苏联政府和乌克兰农民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在党的无情政策打击下,乌克兰农民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饥荒蔓延,民不聊生

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是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统治下的一场人为大饥荒,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影响。

这场灾难的后果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人口到社会结构,再到经济和文化,均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首先是巨大的人口损失。

1933年3月初,乌克兰开始大规模出现饥饿死亡现象,政治保卫局的报告显示,死亡人数被大大低估,许多地方根本没有登记饿死人数。

到6月份,死亡率达到正常水平的13倍。由于死亡人数过多,许多村子来不及埋葬尸体,尸体被堆放在墓地或房屋周围,最终以每10到15具尸体一个坑的方式草草掩埋。

在饥荒最严重的村子,许多人坐在家里等死,村子里剩下的人几乎全部饿死或逃离。

整个乌克兰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消失,许多村庄被废弃,社区和家庭被彻底摧毁。

饥荒严重破坏了乌克兰农村的经济和生活条件。

饥荒期间,学校关闭,教师和医生纷纷离开农村,村子里充斥着全身浮肿、身体虚弱的饥民。

饥饿对人体健康的摧残是致命的,一个幸存者描述了人们在饥饿状态下的身体反应:皮肤变成土灰色,起皱,面貌明显变老,眼睛凸出,全身浮肿,身上的皮肤出现肿块,经常溃烂,人们极易疲劳,最后陷入半清醒状态,最终心脏停止跳动。

为了生存,人们被迫食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替代食物。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地区,饥民甚至吃猫和狗,挖出马的尸体吃。

在文尼察地区,人们吃猫狗的残余食物和腐肉,杂草和土豆皮的混合物。

随着饥荒的加剧,甚至连这些动物也被吃光,最后只能煮动物骨头、皮制品。

食物替代品往往引起食物中毒,导致更多人死亡。

饥荒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饥民为了求生,不得不偷窃和抢劫粮食。格里斯·琼斯在日记中写到,红军战士告诫他晚上不要外出,因为村里有许多“野蛮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会偷食物。

4月底,米古拉伊夫省罗沃沃涅森斯克村的农民袭击了一个粮堆,这些粮食已经腐烂,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卫兵仍在守卫。

抢劫粮食的事件在饥荒严重的地区频繁发生,甚至出现了吃人和吃尸体的现象。3月份,基辅政治保卫局报告了72起吃人案件和65起吃尸体的案件。

饥荒伴随着各种疾病的蔓延。饥饿严重削弱了人们的免疫系统,导致心脏病和传染病的爆发。3月12日,哈塔耶维奇报告,由于传染病增多,各种疾病发病率很高。

4月,基辅出现斑疹伤寒病例,哈尔科夫地区报告脱水症普遍增长,文尼察地区党委书记报告全地区传染病爆发,医疗条件有限无法处理。

斑疹伤寒的发病率尤其高,通过虱子传播迅速蔓延。

6月份,乌克兰斑疹伤寒的发病率是1月份的10倍,高于苏联其他地区。

面对乌克兰严重的局势,苏联政府被迫采取一些救济措施。

3月17日,柯西奥尔和波斯特舍夫向斯大林汇报基辅的糟糕情况,要求提供粮食援助。

到4月份,政府开始发放军队储备粮,并向农民提供面包,但由于饥民胃受不了大量进食,有时又会导致致命的结果。

5月份,政府进一步设立诊所,用牛奶和荞麦片粥喂饥民,使他们慢慢恢复健康,但大部分得到救治的人并没有活下来。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但这些措施远远不足以应对饥荒的严重程度。

柯西奥尔和丘巴尔向斯大林进一步紧急请求粮食援助,莫斯科决定向乌克兰提供8200吨食品贷款,最终总共提供了32万吨。

然而,这些食品大部分是用作饲料的谷物,而不是人们所需的黑麦和小麦。

挨饿的农民只能吃这些替代谷物,而城市人口则通过“一般供应”得到较好的谷物和面粉。

乌克兰大饥荒的影响远超当时的死亡人数和社会混乱。

饥荒不仅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破坏,还深刻影响了乌克兰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后续处理,民族仇恨加深

乌克兰大饥荒(1932-1933年)发生后,苏联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封锁这一悲剧的消息。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于饥饿,但这一事实被苏联政府隐瞒了半个多世纪。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实施,才有可能公开讨论饥荒问题。

这一转变使乌克兰饥荒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对乌克兰与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苏联的统治下,乌克兰大饥荒长期被视为国家机密,任何关于饥荒的公开讨论都被禁止。苏联政府不仅否认外国记者关于饥荒的报道,还阻止他们前往灾区进行采访。

官方仅承认存在“营养不良”,并将饥荒的消息严格控制在国家内部。

即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苏联政府依然对饥荒的反应迟缓,未能及时提供救济,而是继续执行严苛的粮食征集政策,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储备更加紧张,饥荒问题进一步恶化。

大饥荒期间,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来阻止饥荒消息的外泄。

例如,动用武装力量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防止饥民外逃。这些措施不仅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还导致更多无辜的农民死于饥饿。

同时,苏联政府决定向饥荒地区移民,以掩盖真相。1933年春天开始,大批移民从俄罗斯等地被迁入乌克兰,但许多移民在目睹了饥荒惨状后又选择离开。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开始被揭露。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海外移民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宣传饥荒,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1983年举行的饥荒50周年纪念大会上,饥荒问题成为西方学术研究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乌克兰海外移民将饥荒视为苏联政权罪行的强有力证据,并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乌克兰独立运动。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对历史事件重新评价的浪潮,乌克兰饥荒问题开始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广泛共鸣。

公开的示威运动、纪念碑的竖立、国际会议以及学术出版物,使饥荒成为当代乌克兰人讨论历史的中心话题。

对乌克兰海外移民和民族运动而言,饥荒这一话题显然具有号召力。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海外乌克兰人一直将饥荒视为苏联政权反乌克兰本性的有力证据。

饥荒问题在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于1991年8月24日宣布独立,饥荒问题成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继续关注饥荒问题,并通过学术和大众著作,控诉这一悲剧是苏联甚至俄罗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

2000年以后,饥荒问题更容易被政府接受,成为激发乌克兰选民爱国热情的方式之一。

尤先科上台后,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政策,高举“饥荒”这一武器,猛烈攻击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政权。这导致俄乌关系日益恶化。

在国际上,尤先科不遗余力地呼吁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是苏联政府制造的种族灭绝行为。

然而,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这一点,认为这是试图诋毁俄罗斯的声誉,蓄意挑起新一轮外交纠纷。

2008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声明,表示“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饥荒是按照种族特征实施的”,并拒绝将其列入国际议程。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评尤先科的立场,认为乌克兰利用饥荒事件达到政治目的,试图造成俄乌两国人民之间的隔绝。

由于双方在饥荒问题上的严重对立,俄乌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复杂。

乌克兰大打“饥荒”牌,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未来俄乌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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