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周发布了《1978年，邓小平谈彭德怀功过：四六开吧，但他起码是国际著名将领》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59年8月，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到了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主持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时，反复强调，说：“不论怎么说，彭德怀起码是国际、国内著名的军事指挥员！”

说起来，毛主席麾下最能打仗、最会打仗的“五虎将”——彭、林、刘、徐、粟，这五个人之中，威名最响的就是彭德怀！

别的不说，单说彭德怀临危受命，挂帅入朝，一举打败“十六国联军”这一壮举，就足以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扬眉吐气，也让以后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子子孙孙怎么吹牛都不为过。

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有强汉盛唐，汉有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功，唐有李靖破虏擒王之威，但是，如果拿霍去病、李靖等人的战绩和我彭大将军相比，全都弱爆了。

要知道，自鸦片战争以后，至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军队在抗击外侮这一条上，基本是屡战屡败。

中国军队也因此给列强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形象。

但是，我彭大将军带领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质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号称世界最强美军领衔的“十六国联军”，彻底改变了世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这真是标榜史册，万古流芳！

话说回来，彭德怀的出身并不显赫，不过是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的一个农家子弟，幼年仅上过两年学，便回家务农了。稍长，下煤窑做工，到了十八岁才投身行伍，在湘军当兵，他是如何成长为这样一位震爀百世的名将的呢？

似乎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百炼成钢。

彭德怀当兵的那一年是1916年，隶属湘军第2师第3旅第6团第1营第1连。

当时的湘军只有两个师。

第1师师长为赵恒惕，第2师师长陈复初。

袁世凯在1916年复辟帝制，引发了护国战争。

湖南北接长江、南下粤桂、西通滇黔、东往赣皖，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战争中。

袁世凯猝死后，其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阀各派势力纷纷拔剑击柱，各自割地称雄。

一时间，烽烟四起，战乱纷繁。

粗粗统计，众1916年至1928年这12年时间里，规模比较大的内战高达179次之多。

而在1916年到1920年的5年间，湖南省督军(总司令)犹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了7人次，湖南75县动荡不安。

初出茅庐的彭德怀还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只知道当兵就要打仗。

打仗，那可是一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惨烈行动，想要活命，就要想倾尽所能打胜仗。

他在体验战争的残酷性的同时，不断探究着战争的规律。

多思、善谋、勤虑，打起仗来就打得巧，打得妙。

他得到了营长袁植、连长周磐的赏识，由二等兵、一等兵升到副班长、班长。

1917年秋，彭德怀所在的第6团在与傅良佐部的一次战斗中，彭德怀发现袁植被围，拼死力战，救出了袁植。

1920年，张敬尧进攻宝庆时，袁植的部队处于敌人的火力集中点，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彭德怀率一个排从侧后方发起佯攻，吸引了敌人的火力，袁植这才脱困得救。

袁植对彭德怀的两次救命之恩牢记于心，着力提拔。

这一年五月，将彭德怀任命为了排长。

袁植和周磐还力荐彭德怀进入了保定军官学校。

1921年，赵恒惕出兵湖北，被吴佩孚击败，退至长沙、湘阴一带。

彭德怀所在的第6团开往华容、南县一带驻防，他本人被任命为代理连长，率加强排驻守在华容县注滋口。

注滋口的河运发达，商业繁荣，官绅熙攘，客商穿梭，烟花点缀，柳港诱人。

彭德怀既成为了驻地最高军事长官，手下有兵，手里有枪，地主、商会、公教团体为了求得保护，免不了轮流宴请，每宴，必有歌妓陪酒。

彭德怀对此是极为厌烦的，但摆脱不了这些无聊的纠缠，只得入乡随俗，勉强应付。

双喜堂酒楼有一个名叫月月红的姑娘，二八年纪，色艺俱佳，乃是当地名妓。

彭德怀好几次到双喜堂酒楼，陪酒侍坐的都是月月红。

某次，宴请彭德怀的乡绅喝得差不多了，为了讨好彭连长，让月月红留下服侍彭连长，自己先行告退。

彭德怀对酒、色、财等项毫无兴趣，见那人告退，便也起身要走。

哪料，月月红一把跪倒，连呼“彭连长救命”。

彭德怀大奇，止步细询，方知月月红乃是贫苦人家出身，原名张素娥，父亲早逝，母亲改嫁，被寄养在叔父家。叔父家本已穷困潦倒，前年又遭水灾，这才将之押到了堂班（妓院），押了200银洋。

月月红对彭德怀说：“彭连长，我在这儿天天生不如死，恳请您能出200银洋，把我赎出，我愿今后服侍你一生一世！”

彭德怀自己的身世也很凄苦，平生最见不得女人流泪，听得月月红如此哀求，便硬起了头皮，说：“我现在只是个代理连长，只有排长的薪饷，勉强够自己吃穿用度，要救你，得容我些时日，想办法凑钱。但是，我不要你服侍我！”

彭德怀和当时的营部文书、团训练队语文教员黄公略是生死之交，又与军中的李灿、王绍南、张荣生、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等6人秘密组织了扶困济贫性质的团体“救贫会”，回去向这些人借钱，很快集足了200元，赎出了月月红，并派王绍南护送月月红回了她叔父家。

从月月红身上，彭德怀看到了黑暗社会的另一面，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应酬了。

1959年，他在《庐山笔记》中：

“从此以后，凡当地绅商、公教团体请吃饭，我一律拒绝，再也不去那些地方了，觉得他们的快乐完全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