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文：幾鵋

编辑：望梅止渴

六七十年代，你们肯定想象不到，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那会儿哪有现在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生活可简朴了。

但你说，简朴就没乐趣了？那可不一定。我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既有苦也有甜。

回望六十年代末，我们家住在河南省的一个小乡村，家里一共九口人，算是当地一户十分典型的农家。

家中有爷爷奶奶、爸妈，还有我们五个孩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每一家每一户都得自己想办法度日。

我们家的房子是典型的农村泥砖房，一共三间，正中间的那间最大，是全家人聚会的地方。屋子里摆着一张长桌，几张木凳，墙角堆着些农具。

夏天，大家喜欢坐在门槛上乘凉，那时候没有空调、电扇，只能靠自然风。冬天则围着炕聊天，那是我们唯一的取暖方式。

爸爸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那时候，工分代表了粮食和收入，关乎着全家人一年的生活。父母总是辛勤工作，从不抱怨，他的背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爷爷奶奶由于腿脚不便，很少出远门，他们几乎围绕在这几间泥砖房和家门口的那片菜园子里。

但我奶奶总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为我们创造出温馨和滋养。每天，她忙碌于做饭、洗衣和照顾我们这些群孩子，虽然简单，但充满了爱。

在六七十年代，每家每户的生活都差不多，大家都在为了生活努力奋斗。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那份淳朴的人际关系，至今仍让我怀念不已。

我记得，小时候，放学铃一响，我就像一只放出笼的小鸟，飞奔回家。但回家并不代表可以休息，相反，那时候的家庭任务可一点也不少。

首先是要去割猪草。因为家里养了一头猪，得给它喂饱。我会拿着一把镰刀，跟着爷爷一起去田地里割草。虽然累，但那是家庭的责任，得做好。

割完猪草，接下来就是捡柴火。夏天的时候倒好，河边长满了水草，捡柴木就方便多了。但到了冬天，得走得远一些，去山上找。那时候，身体力行才是王道，家里要有柴，才能煮饭烧水。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工作，我们还有自己的乐趣。放学后，会和一帮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去玩。

夏天的河堤是我们的天堂，脱了鞋子一跳进去，那凉爽直冲心底。摸鱼、抓螃蟹，偶尔还能挖到河蚌，那是标准的夏日宴席。

那时候哪有什么零食，偷摘别人家的水果就是最好的零食。心虚？有那么一点，但咬一口甜到心里去的水果，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

游戏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就是放肆的笑、是童年的语言。躲猫猫、跳绳、踢毽子、拔河、老鹰抓小鸡，啥都干。

记得最刺激的是“抢占高地”，几个小伙伴分两拨，拿个小木棍当枪，争夺那个所谓的“山头”，虽然只是个小土堆。

那时候的快乐，简单而纯粹。有时候，大人们也会给我们讲些故事，听得我们津津有味。

那时候，一根木棍、一片树叶，都能成为我们的玩具，因为我们的童年，不需要太多，只需要简单的快乐。

这就是六七十年代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责任和乐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虽然简单，但我们的心灵却是丰富的。我们的童年，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却充满了真实和纯粹。

七十年代那时候的生活，说穷不穷，但绝对谈不上富。父母们的思想很简单，能省则省，从来不讲究穿戴。

家里的布票，那是个宝贵的东西，得省着点用。成年人的衣服，除非真的破到不能穿，否则想添新衣？那是没门的事。

而家里的孩子，穿衣服那叫一个接力赛。家中的老大，可能每年冬天能有一件新棉袄，那也是亮点了。等老大穿小了，这件衣服就轮到老二，老二穿旧了继续往下传(我排第三，就经常穿哥哥的剩衣服）。

那衣服上的补丁，就像是我们成长的印记，一层叠一层。记得我家那件传了三代的棉袄，上面的补丁多得都快看不出原来是啥颜色了。

衣服破了，扔？不存在的。那要是能扔，还能叫六七十年代吗？无论是爸妈还是奶奶，手里那针线活简直了得。

一个小洞，一针一线，补得跟新的似的。不过，时间久了，补丁上再加补丁，衣服就成了“补丁集合体”，出门一身补丁衣，那时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孩子们之间，谁也不以穿补丁衣服为耻，反而还能比出花来。谁家衣服上的补丁多、补得精致，谁就能在小伙伴中显摆一番。

那时候的快乐，真是简单，一件满是补丁的旧衣服，都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成就感。

那个年代，生活确实不易，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节俭是为了家庭更好地生活。那些补丁，不仅仅是衣服的，更是六零和七零后心中不易的记忆。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简朴而实在。

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生活真是一本大账本，每家每户的账都得精打细算。那会儿工资低得很。

一个城里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0块钱左右，而农民在生产队挣的工分，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9.9元到24元。

在当时，猪肉是五毛钱一斤，听着现在可能觉得便宜，但那时候五毛钱能买好多东西。

尽管这样，猪肉在我们那小地方还算是奢侈品，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更别提，即便有钱，没有肉票你也买不到肉。

而当时不像现在，想吃啥买啥。那时候，你得有粮票，而且还得看运气粮站有啥。

大米、小麦面粉这些，尽管价格不算贵——大米主产区也就0.1左右元一斤，小麦面粉0.3元一斤，但你得有票。

而且，那会儿大家都想换点好的粮食，结果往往是粮站说了算，有时候你想换大米，人家就给你来一推玉米或者红薯。

记得我12岁那年，我跟着我妈去镇上买东西，那情景，到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和我妈就起了个大早，因为去镇上得赶个好时辰，晚了人多了啥好东西都没了。

我们带着粮票和布袋，准备去买点粮食回来。走进粮站，那气氛跟现在的超市完全不一样。

里头没什么选择权可言，粮站有啥，你就得买啥。大米面粉那是好东西，常常一供应就被抢光了。

我们那次去，只能买到杂粮，比如红薯、玉米、山芋这些，我妈看了看，最后决定买玉米。因为那山芋干，真是难以下咽，吃起来那味儿，我到现在都记得。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特别是在农村，有一种深深的土味儿，生活紧紧围绕着生产队转。

生产队那会，基本上是按人头来分粮的，每个人一年能分到大概三百六十斤稻谷。

除了这个人均粮食，如果你家里有人出力干活，那年底还能额外分到些工分粮。

而那时候除了稻谷，生产队里的红薯、土豆这些杂粮，每人一年也有个五六百斤。

这在当时，算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那时候，在生产队里，干活是记工分的。

这工分啊，就像是现在的工资条一样，年底怎么分红、分粮，全看这个。

比如说，整个生产队一年到头算下来，总共干了30万分的活，那折算下来就是3万个日工。

如果说，生产队一年的收入是10000元，那么，一个工分的价值就是0.33元。

家家户户都得看这工分吃饭。假如你家那年累积了5000分工分，换算下来是500个工，那按照分红的规矩，你家就能领到165元。

除了这钱，还有分到的粮食和其它东西，价值大概120元。要是这价值超过了你家的工分值，那你家就得背上欠款。

不过，那会儿工分分红多少，那真是个看天吃饭的活。有的生产队分得好，一个工能分到1元。

但那种生产队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1元以下，甚至有的只有几分钱。那样的话，大多数家庭就成了欠款户。

而记工分，这在当时也是一门学问，成年男劳动力一天差不多能记10分，未成年的小伙子一天能有6到8分，

女性劳动力稍微少点，成年的一天能有8分，未成年或上了年纪的女性一天就5到6分。

在七十年那时候，生产队的工分制不只是个经济计算单位，更是维系着农村社会的纽带。每个人的生活好坏，几乎都挂钩于这工分上。

不过，那时候的人心态都很好，即便知道自家要倒欠生产队，也不会有人刻意逃避劳动。

大家都是一条心，想着怎么能让生产队过得更好，怎么能让大家都吃得饱。

虽然那时候物质不丰富，但大家的精神世界却很富足。人们之间少了些勾心斗角，多了些真诚与帮助。

七十年代的娱乐，可比现在丰富多了。村里生产大队有个文艺宣传队，每到晚上就开始忙活，巡回演出，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生活的乐趣。

村里的人都盼着这个，尤其是农忙过后，大家围坐一块，看着他们表演，累了一天的心情顿时就放松了。

除了表演，村子里还有“说书”的传统。每当有“说书”先生来，无论讲的是《响马传》还是《说唐》，那周围总是围满了人。

我记得，父亲特别喜欢听《狄青传》和《隋唐英雄传》，有时候他也会给我们讲，讲得我们听得入迷，那些英雄人物仿佛就在眼前活过来了。

那时候，村里偶尔也会放电影，大多是样板戏。一听说村里要放电影，那真是个大事件，大家都会提前把活计儿安排好，就等着晚上一起去看。

那电影屏幕前，老老少少一大片，看着电影里的故事，眼睛都不眨一下。

更多时候，是在家听父亲讲故事。《三国》、《水浒》的故事，我是跟着父亲学的。他讲的时候生动极了，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让我仿佛也成了那故事里的一员。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但是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我也去上过扫盲班，学了不少字，感觉自己文化人似的。还有的时候，大伙儿排排样板戏，或者是玩玩牌，闹得不亦乐乎。

那个年代的，虽然没有现代科技的陪伴，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家共同分享着那些简单而纯朴的快乐，那份温暖和幸福，是那个时代独有的。

即便到了现在，提起那个时候，心里依旧会涌出一股温暖的感觉。那个时候的人们，用他们的方式充实着每一个晚上，让生活变得不那么枯燥乏味。

现在回头看，我们这些经历六七十年代的人，已经一把年纪，有很多老伙计也走了。

回望那段岁月，虽然物质匮乏，但那是我们青春的烙印，满载着苦与乐。

我们的笑声和汗水，都融入了那个时代的土地，成为了永恒的记忆。但那段时光如同昨日重现，让人感慨万千。

如今，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大不相同，但这些经历，都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是后来的岁月无法给予的珍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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