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在过去的川边藏区，土司和寺院大多数时候都维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

在这一时期，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

其中最有名的土司和辖区外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寺院两次大型冲突就是我们之前写过的“”和今天就要提到的朱倭土司和炉霍灵寿寺之间的武装冲突。

“霍尔”，是藏族对蒙古人的称呼。

元、明之交，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遂封其王子七人于康北今甘孜、炉霍两县和道孚县的部分地方，这也就是霍尔七部的由来。

这里不但是康北交通枢纽，更是康巴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清雍正六年，霍尔七部归诚清朝，首领被授于安抚司职，其中就有诸如孔萨、朱倭、章谷、白利等七个安抚司。

朱倭土司治地在今炉霍县朱倭乡。章谷土司治地在今炉霍县城。

炉霍寿灵寺

寿灵寺，则是炉霍县最大的藏传格鲁派佛教寺院。

自有章谷土司以来，即有该寺。

任乃强先生所著《西康札记》中记载，民国时期有该寺有“喇嘛一千九百人，合小僧四百余人，共有二千几百人”，“其充本凡四大家，资本皆数万，或数十万。年获净利数万金。购藏枪械、子弹、茶粮并甚富厚。

清光绪二十二年，章谷第十代土司扎西汪加去世，因绝嗣而结束了其统治。

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在章谷地方，由头人和灵寿寺组成“举木戒”这样一个僧俗八人共同执政，管理章谷土司原辖区的最高统治结构的局面。

而此时的朱倭土司方面，也没好到哪去，朱倭第六代土司恩珠登龚去世后，也没有子嗣。

于是土司太太泽里却珍便将自己的侄儿、德格土司下属江达下康多大头人家的儿子钦绕降央汪修接到朱倭来承袭了土司位，而实权却掌握在泽里却珍手中。

泽里却珍和他的侄儿钦绕降央汪修在朱倭百姓看来，他们都是外人，没有血统，自然执政就没那么名正言顺。

泽里却珍自然也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但是她是一个非常铁腕的人，你们不服不要紧，我一定要治到你们服为止。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泽里却珍在辖地内采取了极为残酷的，诸如挖眼睛、抽脚筋等酷刑来打击那些对自己和土司有异心之人。

朱倭土司下属的甲族家、更达家、丁古家三家头人，历来是其左膀右臂，老土司恩珠登龚曾将这三家比作日月星辰一般重要。而这三家头人也绝对对土司家族忠心耿耿。

但是随着老土司的亡故，泽里却珍却因这些人忠于的是老土司，而不是自己，对此产生了抱怨。

虽然几家人都极力向泽里却珍输诚，但泽里却珍却始终对他们放心不下，特别是甲族家头人经常被泽里却珍数落挑剔。这件事引起了头人们的不满。

特别是当年老土司的秘书易洛仲译就经常为亲戚甲族家头人打抱不平，他认为土司实权在泽里却珍手里，在她的统治下，日子久了将祸及自身。

朱倭土司和原章谷土司辖区毗邻，当年关系一直都还不错，但是随着章谷土司去世后，执政权力到了“举木戒”手里，所以两边经常就有了摩擦。

特别是双方为了争夺草场，没少发生冲突，弄得边境上非常紧张。

特别是1926年的时候，又发生了寿灵寺喇嘛前往甘孜做生意，货物在朱倭的布多同被朱倭人盗走的事件。

寿灵寺立即派人调查并确认朱倭土司的属民波波热热是盗窃案的肇事者。

于是寿灵寺认为，此人一贯从事盗窃行为，已经多次要求朱倭土司查办，并追回被窃的布匹。并警告说，如果朱倭土司无法解决此事，就必须将波波热热交给寿灵寺处理。

朱倭土司方面则认为灵寿寺有欺人太甚的嫌疑。于是对此事采取了对抗的策略。灵寿寺一怒之下，将此事报告给了炉霍县政府。

最后由炉霍县长亲自出面，命令朱倭土司将财物和人交出来。

泽里却珍不敢公开抗拒县府，但是又不愿低头，于是假意将窃贼波波热热抓了起来，关到了官寨中，然后暗中又将波波热热放掉了，最后声称是波波热热自己逃走的，洗脱了干系。

灵寿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却又无计可施，更加怀恨朱倭土司和泽里却珍。

恰恰就在这时，灵寿寺方面打探到了易洛仲译有反对朱倭土司之心。故而派出和易洛仲译熟识的的上层喇嘛罗松泽仁来做说客，邀请易洛仲译举家搬迁到炉霍，

他表示已经经过“举木戒”的同意，顶替已经绝嗣的炉霍土司下属斯木乡头人布楚家的头人职位，以此来瓦解分化朱倭土司和下属头人。

易洛仲译当然是大喜过望，于是私底下积极准备。

而就是这时，朱倭土司钦绕降央汪修和泽里却珍刚好从西藏朝圣回来了，一回来就有人来密报，说易洛仲译家有可能要逃亡到炉霍去。

而泽里却珍首先又联想到了这件事很可能和大头人甲族家有关系。因为这两家不但是亲戚，而且她还始终偏执的认为甲族家是反对她的。

于是，泽里却珍首先来了一招杀鸡儆猴，她声称此次她与新土司一同前往西藏朝佛，随行的甲族家的甲族郎加在途中不听从指挥，行为莽撞，残忍地打死了一头野牛，亵渎了山神。

这一举动不仅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也严重败坏了朱倭土司的名声，使得他们本应虔诚的朝佛之行蒙上了阴影。

为了挽回声誉，维持土司的威严，她当即下令将甲族郎加关押起来。计划将甲族郎加的双眼挖出，以此来震慑其他下属头人。

易洛仲译知道这事后，犯了个大错，他以为寿灵寺毕竟有相当的威望，希望由寿灵寺出面设法营救甲族郎加。

他就没想到寿灵寺已经和朱倭土司家结下了梁子，双方本又没有隶属关系，这件事无疑是火上浇油。

当然，寿灵寺还是给面子，很快郑重的派出了一个斡旋小组过来，亲自做泽里却珍的思想工作。

泽里却珍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我自己的属民，哪容得你们来给我指手画脚？

于是，假意痛快的答应了绝不对甲族朗加动用酷刑。谁知寿灵寺的斡旋小组前脚刚离开朱倭，泽里却珍就派人把甲族朗加的眼珠给挖了出来。

寿灵寺早就对泽里却珍狠毒有所耳闻，但是没想动手这么快，而且这么不给寿灵寺面子，于是立即召开大会，决定将甲族家和易洛仲译家的人全部接到炉霍定居。并且安排了到各乡落户，划给庄房土地的计划。

这件事对朱倭土司方面也是触动极大，于是双方已经势同水火，一场大的武装冲突即将拉开帷幕。

泽里却珍本为德格土司下属江卡大头人的女儿，和德格土司、明证土司这些大土司都有亲戚关系。于是一面派人前往德格拉外援，一方面让明正土司方面联系川军方面请求派部队支援。

随后，泽里却珍和土司降央汪修开始厉兵秣马，首先让边境的百姓首先组织起来武装，防止灵寿寺方面入侵。

然后将辖区十一个大乡的百姓编队组织军队，尽快购置枪弹和战马，而且要求尽量多买好用的俄式步枪。

百姓组织起来后，她又到辖区内的觉日寺通知所有年轻喇嘛都要参加战斗。

随后，泽里却珍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他历数寿灵寺的多种欺负朱倭方面的行为，然后号召属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欺负和分裂行为，大家要英勇作战等等。

随后，泽里却珍宣布，辖区内的各大寺庙从即日起，开始诵念大经，祈求神佛的护佑，祈愿平安无事。

同时，还要求寺庙制发了“松格儿”（由念经制成的红色绸带）以及经过菩萨加持的麦子，作为参加战斗者的护身符。

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泽里却珍声称参加这次战斗不仅是对战士们勇气的检验，更是对大家是否忠于土司的一次重大考验，此次战斗的表现将直接影响未来的奖惩制度，决定每个人在土司统治下的地位和待遇。

为了激励大家奋勇杀敌，她宣布凡是能够击毙炉霍头人者，将被视为立下大功，给予重奖；凡击毙敌方武装人员者，亦将按战功分别给予丰厚的奖励；若能成功烧毁敌方的一幢房屋，也会获得相应的奖赏。

这些奖励不仅包括物资和银元，还涉及到土司领地内的重要特权——免差役。根据战功的大小，获奖者将获得短期或长期的免差待遇。

朱倭觉日寺的喇嘛代表不失时机的表示了效忠。他说：“觉日寺的喇嘛和扎巴们，你们的身价虽高，但在保护土司的安危面前，这一切都微不足道！土司与寺庙，自古以来便是唇齿相依、命运相连。没有土司的庇护，我们的寺庙将无法继续存续；而没有我们的祷告，土司的统治也将难以维系。

今天，敌人来犯，正是我们展现忠诚与勇气的时候。为了保卫土司的安全，为了守护我们世代相传的信仰，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奉献一切！即使面对的是敌人的刀枪，即使寺庙最终变成了残垣断壁，我们也绝不后退一步！”

要不怎么说，写檄文还得要有文化才行呢，这一番动员令下来，当即不少强壮年和喇嘛都报名参加了敢死队。

在朱倭方面积极准备时，寿灵寺方面也没闲着，上面我们已经说了，寿灵寺本身就有很强的军事实力，有人有枪。接下来，“举木戒”又在地方动员百姓参战，要求每户至少出一人。并且又联络了和朱倭土司家有矛盾的邻近头人来参战。

色达的期中部落与瞻化千户甲日甲拉家，长期以来与朱倭土司之间存在边界草场和偷盗的纠纷。

还有就是甲日家的媳妇与原朱倭头人易洛仲译家有亲戚关系，而易洛家因与朱倭土司发生矛盾后，迁居炉霍，这也加剧了甲日家对朱倭土司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灵寿寺方面立即派人前往联络甲日甲拉家和期中部落。

经过一番商谈，双方达成了共识，共同攻打朱倭土司。

这一下来，双方动用的人员均达到了一千多人枪。

1927年9月，秋意已浓，整个大地被一层阴冷的肃杀之气笼罩。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马蹄在坚实的草地上踏出沉重的节奏。

伴随着尘土飞扬，由雅德乡头人丹珍汪加、泥巴康村的公却洛洛以及寿灵寺喇嘛率领的精锐武装率先从鲜水河发动了攻击。

这支精锐武装很快便突破了朱倭人的正面防线，朱倭土司辖区的克里等七个村遭到了灭顶之灾，房屋被烧毁，牛马及佛像、佛塔佛经等大量财物被洗劫运回炉霍。

此时，朱倭方面为了挽回士气，当夜组织起来一支敢死队，在带兵官滇古汪清的率领下，悄悄前往驻扎有炉霍武装的卡加村。

当他们快接近卡加村时，村中的炉霍武装很快察觉到了异样。急忙集结利用房屋的墙壁和其他掩体作为防御。

黑暗中，只听得枪声如同炸雷般炸响，子弹在空气中呼啸而过，划出一道道火光。朱倭敢死队的进攻十分猛烈，但炉霍武装凭借有利的地形掩护，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在这场夜战中，朱倭武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火中被当场击毙八人。

但是炉霍武装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经过商量后，决定点燃了住地的三户人家，在烟雾弥漫中迅速撤离。

随后，朱倭敢死队再次发动夜袭，在苦马贡大败寿灵寺武装，一场战斗打死九人，并俘虏了两名寿灵寺喇嘛。

为显示胜利鼓舞士气还用生牛皮绳子将其中的七人首级悬挂示众，并奖给指挥袭击的头目三人每人银子一平（合藏洋160元）。

就在双方厮杀得正是关键时刻之时，援助寿灵寺方面的瞻化武装和色达期中部落的武装也两路向朱倭进攻。

朱倭此时的战线已经拉得太长，兵力分散无法抵御，很快卡加、更聂等几个村子又被炉霍方面占领。

朱倭方面很快意识到，瞻化的介入会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之中，于是，急忙命令大头人日郎达斯郎哀珠、日郎达桑珠、颠古汪清率领二百多武装驻守在瞻化与甘孜交界的下加览古地方。

命令觉日寺铁棒喇嘛罗绒降泽率领二百多寺庙武装驻守在冬之那卡地方，堵击瞻化武装。

这样一来，瞻化武装突然遭到两支朱倭土司武装的袭击，一时间乱了阵脚，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下来，瞻化的头人甲日甲拉和朱倭头人更达登呷均在战斗中阵亡。

缓过神来的瞻化武装也不是善茬，不久直接从两支朱倭武装的衔接间隙突破而入，直逼觉日寺。

瞻化武装当夜埋伏于觉日寺周围，到第二天早上，觉日寺司晨的喇嘛在绕寺庙敲锣报起床的时候，被瞻化武装打死。

枪声惊醒了守卫寺庙的喇嘛们。他们迅速反应，紧急集结，手持武器奋起抵御。瞻化武装的猛烈攻势被成功遏制，最终未能攻入寺庙。

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中，甘孜麻书土司下属的头人罗锅香巴所登赶到现场，他知道寺庙一旦被毁，不仅会激起更大的仇恨，也会让局势彻底失控。于是极力劝阻双方不要大动干戈。

罗锅香巴所声称瞻化同觉日寺之间原有的矛盾，仅仅是为了觉日寺附近的群众抢过瞻化牧民的牛马，除此，并没有其他的利害冲突，劝瞻化武装停止帮助炉霍械斗，撤走包围寺庙的武装。

至于觉日寺附近群众所抢瞻化的牛马，则由觉日寺照高价赔偿，同时觉日寺向瞻化武装赠送食物表示道歉。

在香巴所登的调解下，瞻化武装表面上答应撤退，但暗中却认为瞻化甲日甲拉头人在战斗中被朱倭武装打死，此仇不能不报，于是积极准备袭击朱倭武装。

当天晚上瞻化武装偷袭村寨，一举放火烧毁了朱倭土司辖区的俄拉、颠卡、清卡等三个村。炉霍武装配合了瞻化武装与朱倭武装又发生了激烈战斗。

但这时，德格武装也终于赶到了战场，双方经过一系列的拉锯战后，最终形成了对峙局面。

在此期间，朱倭土司派人安置在械斗中房屋被烧，四散逃亡的百姓，绝大部分人被安置在旧官寨子和官寨子附近的民房内，暂时解决了他们的住宿和生活。

在双方展开械斗以后，甘孜的孔萨土司方面曾试图介入调解，但德格方面却希望孔萨土司方面派军援助朱倭，由于态度过于强硬，遭到了孔萨土司方面的反感。

于是本试图调解的孔萨土司干脆将包袱推给了甘孜县府和炉霍县府。

1924年，孔萨第八任土司丹真尼玛去世后，德钦旺姆年幼，祖母拥金康珠再度出任，直到病逝。1935 年，年仅 17 岁的她正式继任孔萨土司。

炉霍县政府同甘孜县府根据甘孜孔萨土司的请求，将双方械斗情况报请康定西康政务委员会派部队弹压。

此年，正好是二十四军军长、后来的西康王刘文辉刚刚接管西康特别行政区，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派出一个营的武装进驻炉霍。

军队到达后，马上展开部署，配合两大县府命令双方停火，并勒令前来助战的瞻化、德格等武装立即退回各自辖地。然后命令朱倭和寿灵寺方面相关负责人前往炉霍进行调解处理。

相对于四年后的大白事件，由于没有西藏政教势力的介入，朱倭土司和寿灵寺之间处理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些。

当时朱倭土司不愿意前往炉霍，只是派出两名头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参与调停大会，而且双方仍在对峙，并没有停止械斗。炉霍县府对此很是不满，当即将两名头人扣押了起来，虽然后来泽里却珍和朱倭土司估计是害怕被暗杀，仍不愿到炉霍，但是口气还是软了不少，表示一定配合调解。

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延到了次年年初，终于在炉霍县府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了和解。

首先作为涉及到双方最大利益的方面的草场归属问题，在双方的商讨下，最终确定了双方的草场分界线。

接下来，经商议，迁居到炉霍的原朱倭大头人甲族家，全部返迁朱倭，朱倭土司务必归还甲族家在朱倭的原有房屋土地和佃种其土地的佃户，恢复甲族家的头人地位并保障家族的安全。

至于易洛仲译家，因其家族本来就是由甘孜迁往朱倭，而且不是朱倭原有的头人，况且易洛仲译在本次冲突中身亡，所以家属不必再迁回朱倭地方。

双方限期交换所有俘虏，对于战争中烧毁的房屋，由“举木戒”方面进行赔偿，如果钱不足，可以用茶叶、牲畜等作价赔偿。

而且在这次调解中，首次提出了不论多少均不赔偿命价，伤亡情况各方自行承担。

旧时的康巴人嗜杀成性，酒后更厉害，那时在康区杀人如杀鸡一般，不甚珍惜。杀人者不必抵命，也不需要坐牢，被杀的一方如果不甘心，可以报复或者实行暗杀。

其结果无非是成仇或者讲和。成仇则会继续拼杀，若讲和则偿付相当数量的银两为命价。这就是康区历史悠久且普遍存在的“赔命价”现象。

命价的等级一般依死者的身份而定，普通以6秤银子为准，多在10秤以上，在偿付之后，一场命案即可宣布解决。

当然，最后对朱倭土司不来参加调停，罚了款，白银三百平（合藏洋元4800）缴公。

这场没有西藏地方政府和川边其他势力参与进来的冲突，在地方政府的调解下终于获得了相对理想的结果。

如果结合我们写过的民国初期的《》，到今天写到的朱倭土司与寿灵寺以及炉霍地方势力的冲突，再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川边地区国家力量逐渐增强的轨迹。

今天写到的这场冲突，虽然发生在川内军阀纷争之际，但是由于清末的改土归流建设之后，尽管土司在民国年间复辟，但势力已经大不如前的时期。

虽然当时的国家政权还没有在川边设置基层管理机构，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政府开始能够以调节人的身份，进行调节当地矛盾冲突，土司和寺院在解决不了纠纷之际，也愿意将事情交给地方政府处理，这也是川边地区的国家力量增强的具体表现。

而在国家的介入下，川边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宗教调解行为已经开始逐渐瓦解并失去了过去那样的权威，这点和川西北藏族又不一样，就像过去我们写到的当时川西北草地藏族首领华尔功成烈还和甘南藏族冲突时，拉卜楞寺还能通过宗教的神圣性进行调节。

而由于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影响，导致了川边和川西北草地藏族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势态。川边土司和寺院能够遵从民国地方政府的调解，本身也说明了土司和寺院对川边地区的政治管控能力的下降。

而随着大白事件的结束，那种因为权力结构的碎片化所带来的争夺土地、群众、牲畜等资源而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已经明显减少。

之后，随着西康建省过程中，“”和“”、“”的爆发，矛盾的主体又转移到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下的西康本土精英势力和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可以把它认同为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力量的再分配。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川边藏地的发展史是一部逐渐摆脱传统势力束缚，逐步融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

这一历史轨迹反映了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川边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是川边地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郎加 邓俊康：朱倭土司与炉霍地方势力的械斗

林俊华：淹没在藏文化汪洋中的康北霍尔部落

贾霄锋 马千惠：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甘孜州志：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