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在总结明朝灭亡原因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说法，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崇祯，万历，嘉靖都是年号，分别对应着明思宗朱由检，明神宗朱翊钧和明世宗朱厚熜。大体的意思是说，明朝啊，虽然是在崇祯皇帝朱由检手里亡国的，但真正把明朝推向灭亡深渊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其实早在嘉靖皇帝的时候，明朝灭亡的征兆就已经开始显现了。

隆庆六年六月（1572年），9岁的朱翊钧从短命老爹朱载垕那里接过执掌大明的大旗，开启了自己的帝王之路。

按礼制，朱翊钧成年之前，由其嫡母陈太后和其生母李太后垂帘听政，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三位辅政大臣主持朝事。这段时间，虽然内阁有纷争，但张居正主政后，对内以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员，提高体制内的办事效率；对外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增加国库赋税；军事上，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兵事，以应对北虏，给积重难返的大明挣得了喘息之机。

可以说朱翊钧刚继位的十年，励精图治，厉行节俭，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在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亲政后开始转变。那么，这位在位期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朱翊钧到底做了什么将明朝推向了不可挽救的深渊。

万历十四年，神宗爱妃郑氏生下皇子朱常洵，并借机向神宗乞求立朱常洵为太子，自己为皇后。一场关于立储的国本之争就此开演。

国本之争，其实本质上是神宗朱翊钧为爱情同祖制与封建礼制的对抗。

从明神宗的角度，一个是与心爱之人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一个是与太后宫中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这对于一个正值青春年少，且有些叛逆的朱翊钧来说，选择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从大臣们的角度来看，自古以来，长幼有序，嫡庶有别。废长立幼乃是动摇国本、违背祖制的大事情，可能直接关系到明朝灭亡的大事。这其实并非危言耸听，清朝康熙时期的九子夺嫡，确实说明了，在封建王朝，太子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大臣们不间断的发起奏折攻势，神宗不厌其烦，索性就称病不上朝。再加上，张居正病逝后，失去了约束的神宗更是放飞自我，纵情饮乐。要说这明朝后期的皇帝真是心大，大明都快完了，不是忙着饮酒作乐，就是在女人身上耕耘，不是忙着打坐斋醮，就是专心制作家具。

这之后就是双方长达十多年的拉锯战。这期间，神宗罢免了四任内阁首辅，换了十了个省长，驱逐了不计其数的大小官员。万历十七年，神宗开始不接见朝臣，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明朝的官员升迁的升迁不了，退休的退休不了，新招的新招不了，产生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明朝的国本之争，导致了明朝的政治生态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长时间的内耗让大明的经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将大明推倒了悬崖的边缘。

朱翊钧亲政后，为巩固皇权，亲自主持了万历三大征。

万历二十年，朱翊钧派遣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史称宁夏之役。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朱翊钧派遣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朝鲜，史称朝鲜之役。

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八年，朱翊钧派遣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史称播州之役。

这三场大型军事行动虽然最后明军都取得了胜利，但是给刚得喘息的大明又套上紧固的枷锁。

一是战争是一场烧钱的游戏。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都打了七八年，耗时长，补给线广，消耗的人力物力不可计算；虽然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但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存银也所剩无几。二是用兵导致了辽东空虚，间接给女真发展势力提供了机会，为以后女真起兵反明埋下了危机。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趁着明朝党政激烈，防务松弛之际，发布“七大恨”誓师反明，发兵两万，攻克抚顺，建立后金政权，明朝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以辽东经略杨镐为首，兵分四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一路，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明军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五万余人。

萨尔浒战役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决定明朝兴亡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萨尔浒战役后，明朝再也无力进攻，只能转为被动防守，这只是延缓了明朝灭亡的脚步。

同时，因为要筹措辽东战争每年约四百余万两的庞大军费开支，朱翊钧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这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明末农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朱翊钧因为长期渔色至身体亏空，再加上辽宁惨败，国事纷扰，一命呜呼，留给后代一个满目疮痍、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残破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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