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尘埃落定，越南不仅未能自省，反而在黎笋的领导下，向中国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将两国实控线北移100公里。中国军队在撤退之际，这一挑衅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

面对越方的咄咄逼人，杨得志，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军事反击。这一决定不仅是对越南挑衅的直接回应，也预示着一场未曾预料的边境冲突的开始。而这一决战的结果，将如何重塑两国关系，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979年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越南进行了一次突击军事行动，被称为对越自卫还击战。这场战争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后就宣告结束，但战争的硝烟并未彻底散去，其余波激荡至1981年还时有发酵。

战争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而这一行为触及了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地区安全考量。中国对此进行了军事反应，意在警示越南不要轻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战后，越南未有任何自我反省的迹象，黎笋政府不仅没有承认其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反而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中国将两国的实控线向中国腹地北移100公里。

这一要求在事实上等同于要求中国割让大片领土，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一无理要求不仅在政治上无法得到回应，更在军事上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弹。

中国军队在1979年的战争中已经全面撤退，胜利回国。然而，越南的挑衅行为再次将边境地区推到了紧张的风口浪尖。

越南不仅在边境地区增兵，还频繁向中国境内进行炮击和小规模的骚扰，导致中国边境地区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人流离失所，大片耕地无法耕种。这种持续的军事压力和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迫使中国必须作出反应。

在这种背景下，杨得志，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对越南的这一挑衅行为做出了坚决的军事反应。在接到上级的命令和进行了精密的战术部署后，杨得志开始筹划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以对越南的挑衅进行直接的军事回应。

随着1979年的冲突未能彻底平息中越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981年春季，中越边境再次成为军事对峙的焦点。

越南军队不仅保持在边境地区的高度军事警戒状态，还频繁进行挑衅，比如在边境线附近的高地安装重型炮兵，不断对中国境内目标进行骚扰射击。这些行为迫使中国必须再次调整其边防策略，以确保国土安全和边民安宁。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决定对两个关键的战略位置进行反击——法卡山和扣林山，这两处地点在前一年的战斗中已经显示出其战略价值。1981年5月，中国军队在杨得志的直接指挥下，分别在这两个方向发起了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清除越南军队的前哨，并恢复边境线的稳定。

在法卡山，中国军队部署了广西边防三师炮兵群和九团二营，以及广州军区41军123师、海南军分区守备131师598团等部队。这些部队共约25000人，在东线集结完毕后，迅速开始了战斗准备和炮兵部署。

战役的第一阶段以密集的炮击开始，目的是压制越军的炮兵火力并破坏其防御工事。广西边防部队在张登序的指挥下，利用了地形优势，有效地隔离了越南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步兵的进攻创造了条件。

5月5日一早，步兵部队开始了对法卡山的攻坚战。中国军队的步兵，在炮火的支持下，迅速突破了越军的前线防御，仅用1个多小时便成功收复了整个法卡山地区。这一行动不仅展示了中国军队的攻坚能力，也确保了边境安全的稳固。

在扣林山的行动则稍微晚些开始。5月7日清晨，昆明军区14军42师出动了126团约3000人的兵力，这是一支较小但高度精锐的部队。在此次行动中，中国军队同样采用了重炮支援与步兵协同进攻的策略。

越南军队在扣林山的防守力量虽然强大，但由于前一天法卡山的失守，其士气和防御能力均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军队利用这一优势，迅速突破了越军的防线，最终在几小时内成功控制了扣林山区域。

这两次战役的成功不仅是对越南军队挑衅行为的直接回应，也重申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行动，中国军队的战术转变得到了验证——即利用重炮进行远程打击，以减少前线的直接冲突，这一战术的有效性在两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此外，这些战斗的结果对于越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军事上遭受了失败，其对边境地区的持续挑衅也使得其国际形象受损，为其后续的国际谈判和内政管理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这一系列的事件最终迫使越南必须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随着1981年中越边境的军事冲突逐渐平息，越南的国际立场和内部经济状况开始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在战后的复杂局势中，越南政府寻求通过各种手段缓解其经济危机，其中包括与伊朗的军火交易，这不仅反映了其经济的绝望，还暴露了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的地位。

越南政府在1980年代初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国内的生产力低下，外部援助减少，特别是在苏联经济支持不如预期的情况下，黎笋政权急需找到新的经济支持来源。越南开始利用其在之前战争中缴获的大量美制武器，以及自身的军事资源，与伊朗进行军火交易。这些交易涉及大批美制装甲车、空对空导弹、UH-1直升机、榴弹发射器和F-4战斗机零部件等。

1981年初，越南与伊朗的军火交易开始显现，大量美制武器装备被运往伊朗。这不仅为越南带来了大约4亿美元的收入，也为其经济提供了暂时的缓解。

然而，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尤其是在军事武器的非法交易问题上。此外，这一行为也显示了越南政府在国际政治中的实用主义立场，即不惜违背国际法和道德标准，只为解决内部经济问题。

在国际舞台上，越南的这种行为加剧了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越南的军火交易被视为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已经因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而变得极为脆弱的时候。此外，越南政府还继续介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内政，进一步恶化了其国际形象和地位。

越南的这些外交和军事策略在短期内或许缓解了一些经济压力，但长远来看，其对外政策的损害影响开始显现。

随着国际社会对越南政府的批评增多，包括其东南亚邻国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开始重新评估与越南的关系。这种国际压力迫使越南政府必须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国际关系中寻找更为微妙的平衡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对抗转向更为广泛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合作。中国政府意识到，持续的军事紧张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背景下，经济建设成为了国家的首要任务。

因此，在确保国境安全的基础上，中国开始寻求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稳定与越南的关系，同时也在国际上展现出更为开放和合作的姿态。

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中越两国的直接关系，还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增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其在处理地区冲突和促进地区稳定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这种战略调整标志着中国从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向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和平的转变，为未来的中越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

随着1981年的边境冲突和国际交易策略未能显著改善越南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黎笋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1982年，这些累积的问题终于爆发，导致黎笋不得不公开向越南人民检讨自身过错，这一行为标志着其政权逐渐失去控制并最终走向崩溃。

随着越南军队在边境冲突中屡遭挫败，越南政府的军事实力显著削弱。同时，由于持续的经济困境和国际孤立，黎笋政权的国内支持也急剧下降。越南民众对战争的持续和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感到疲惫不堪，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黎笋被迫进行了公开检讨。他承认了在对外政策和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上的一系列失误，特别是在处理与中国关系的过程中采取的激进策略。这种罕见的公开反思是黎笋试图挽回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表现，但这一举动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其政治上的脆弱。

与此同时，越南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恶化。由于其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介入以及对中国的挑衅行为，越南不仅在东南亚地区被孤立，同时也失去了以前的苏联等传统盟友的支持。国际社会对黎笋政权的不满导致了外援的大幅减少，这对经济已经岌岌可危的越南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经济上的困境和政治上的孤立迫使黎笋政权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策略。越南试图通过加强与非传统盟友的联系来突破国际孤立，但这些努力往往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黎笋政权的最终崩溃不仅是其对内外政策失败的直接结果，也是其长期忽视国内外实际情况的必然后果。

黎笋的权力逐渐衰退和最终的政治崩溃对越南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权的更迭导致越南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旨在稳定国内局势并恢复国际社会的信任。

同时，黎笋政权的失败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警示，即长期的军事冲突和国际孤立可能导致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和政权的崩溃。

此外，黎笋的失败也对中越关系产生了影响。随着新的越南政府上台，两国关系有了改善的可能。这一变化不仅有助于缓和之前因连年冲突而紧张的双边关系，也为未来的区域合作和稳定奠定了基础。黎笋的崩溃虽然结束了一段动荡时期，但也为越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带来了新的开始和转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