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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报

导读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横空出世。两年后，这支草创的军队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廖氏宗祠被赋予灵魂。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就此确立……

01

“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与疾病相伴的是一次挫折，他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而遭到反对。反对的声音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改选前委，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前委，即前敌委员会，又称前线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的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毛泽东是由中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那里，他患上严重的疟疾，极为虚弱，甚至有他已经病故的谣言传出。

毛泽东关于“政治建军”的实践，源于他所受的一次挫折。

1927年9月，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但这场意在占领长沙的突击还没攻到目的地，大部队便已被打散。他带着幸存者向湘南进发。“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在湘赣边界小镇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坪上，毛泽东向会师的部队讲话：“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毛泽东一样坚定。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既有投身北伐的革命军人，也有工人、农民，还有旧式军队的士兵、游民无产者。9月29日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这支不足千人的秋收起义余部已到了溃散边缘。

毛泽东给出了稳定部队、凝聚军心的方案——把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士兵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上建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前委统一领导；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一致、上下平等。

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毛泽东主持了6名士兵入党宣誓仪式，他带领新党员宣读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要求参加仪式的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就组织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不久，各连的党支部先后建立起来。

亲历者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回顾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否则“这支部队……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

1928年11月，率部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此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已与毛泽东会师，红四军成立，气质与旧军队截然不同。不过，军队内部的思想问题还没完全解决，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

毛泽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坚持主张“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他的观点没被一些人接受。于是，有了1929年的争论和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全面情况，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封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封“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红四军重又团结起来。

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会议决议规定，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奋斗。决议提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

国防大学科研部原编研部研究员周炳钦表示：“《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阐明了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重要性，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和措施。这一原则后来被毛泽东通俗地称之为‘党指挥枪’。”

02

善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

与红军中很多将领不同，毛泽东从没进过军事院校，他此前的军事经历不过是在18岁时参加了湖南新军，时长只有半年。没怎么当过士兵的他，在指挥革命战争的过程中，逐步锤炼成了军事领袖。

毛泽东熟读史书，一部《资治通鉴》读了17遍。他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对国外的战争著述，毛泽东也认真研读，比如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多兵种配合作战等。《战争论》是毛泽东在1938年3、4月间精读的，每天读了多少页，他都记下来，并留下读书笔记。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体阅读这本书，并请懂得德文的何思敬直接翻译德文原版，译一章讨论一章。

这本书对他有不小的影响，他引用和阐发书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等观点，还对书中“集中优势兵力”“防御和进攻是互相转化的”等战略原则非常关注。

参加过《战争论》读书小组的莫文骅回忆，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

“毛泽东读书从来不是作从概念到概念的学术推理，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评论道：“他重视对‘大本大原’即客观规律的研究，也重视读社会实际这一‘无字之书’。”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思维非常敏感、敏锐和敏捷，他善于从具体战例战报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新闻这种公开资料中搜集分析信息，通过汇总各方资讯情报，对敌人的战略意图做出研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到10个月，毛泽东就写出《论持久战》。“这背后是他既能根据前线反馈的战况等各方面资料精准剖析抗日战争内外部矛盾，又能吸收消化总体战、内外线作战等已有理论成果，为己所用。”

毛泽东后来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正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等部分。

周炳钦总结道，毛泽东不仅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十大军事原则”等诸多著述，还有许多经典概括，比如在战略方面，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战术方面，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在作战形式上，毛泽东还提出灵活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

03

“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同样的军队、装备，别人指挥不行，毛泽东指挥就能赢。为什么？因为在物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人的主观因素是决定性的。”王涛分析道：“在中国革命一个个剧变关头，毛泽东充分展现了历史主动精神，比如秋收起义失利后敢不敢走新路上井冈山？长征中队伍向南还是向北？抗日战争怎么赢？解放战争中敢不敢谋划部署战略进攻？这都是关乎中国革命进程的大问题。”

李珍认为，在革命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如遇到重大转折或重大挫折时，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必胜信心，往往能起到极为重要的鼓舞士气、引领方向的历史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亡国论”“速胜论”流行，人们普遍看不清方向，这时，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旗帜鲜明地驳斥上述两种理论，又清楚阐明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必经阶段等问题，坚定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不会亡，日本必败，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部著作大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全面内战爆发之际，国共军力对比悬殊，战场胜负未明。但毛泽东依然坚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他提出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极大增强了人们的决心和信心。

此后，面对不断变化的战场，毛泽东指导解放战争迅速实现了从游击战到带有很大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再向大规模正规战的连续转变，其间又果断领导全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这些转变，几乎都“超前一步”，足见毛泽东强烈的历史主动性。

三大战役打响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和装备还比较占上风，“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蒋介石犹豫要把东北的部队调到哪里去时，毛泽东果断把握时机，指挥部队一举攻克锦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朱东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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