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由乔治·诺非(George Nolfi)导演的美国传记电影《银行家》(The Banker)上映，2021年11月登陆我国，这是继2019年荣获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黑人音乐家传记电影《绿皮书》(Green Book)登陆我国以来又一部反映美国非裔杰出人物的传记电影。

该影片根据美国非裔企业家伯纳德·加勒特(Bernard Garrett, 1922-1999)的真实手稿遗作创作而成，聚焦他成长为第一位非裔银行家的传奇经历。美国非裔主题是近年来美国电影的主要焦点之一。

作为美国社会重要的族群，美国非裔人口总数在美位居第二，影响深远。2012年奥巴马作为美国非裔就任美国总统，甚至引发了美国是否已进入“后种族时代”的争论。在文化上，非裔也广泛地影响着现代美国社会：布鲁斯、爵士乐和街舞等音乐舞蹈形式均从非裔民间发轫，进而成为美国大众文化富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形式。

在体育上，大批卓越的非裔运动员成为美国体育竞技项目的象征。电影镜头中的美国非裔最初只是作为白人人物的配角，展示的也是被刻板印象禁锢的形象。随着平权运动深入开展，电影中的非裔形象也逐渐变得正向而积极。

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了多部反映非裔杰出精英的传记电影，第一位黑人心脏外科手术医生阿尔弗雷德·布莱克的《神迹》(2004)和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同名传记电影《马歇尔》(2017)等。

电影《银行家》根据真实资料还原历史原貌，但又不拘泥于历史。它通过纪实手法“把现实生活叙述得像一个故事”,但并非是一位非裔精英成功史的复刻模版，而是通过透视美国非裔企业家加勒特的奋斗历程，用艺术的真实再现去审度在种族歧视仍旧盛行的20世纪中叶，一代美国非裔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成长蜕变。

《银行家》聚焦的金融领域人物传记主题触及了美国经济核心，不仅在非裔电影中、甚至在美国传记电影中也鲜有类似题材出现。金融题材较高的专业门槛使观众的接受有所受限，缺乏戏剧性的行业特征则挑战了电影的可视性，这是该类传记影片短缺的主要原因。

《银行家》对金融题材中大量有关贷款、利率、回报等标志性的金融业术语进行了多模态消解，降低了观众的接受门槛。在戏剧性表现上，电影体现出“情节逻辑”的叙事特点，结合传记对人物成长进行连续性表现，在人物不同阶段的成长故事中内置逻辑缜密、风格幽默的戏剧冲突，保存了对电影所必备的戏剧张力的挖掘，从而使整部影片节奏紧凑、情节生动、富有吸引力。

影片以美国50年代种族歧视仍然严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加勒特的个人经历为主线，透视了美国非裔因为种族歧视遭遇的阻碍，以及加勒特如何通过奋斗实现个人理想和阶层飞跃，并在为少数族裔争取社会公平正义中实现道德升华。

作为传记影片，《银行家》对加勒特的家庭有所美化，影片中的种族冲突也表现得更有戏剧性，加重了影片的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同时，影片也因为基于人物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而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电影叙事依靠一种属于话语范畴的情节逻辑”(转引自戈德罗、若斯特，2005:14),影片《银行家》通过解构美国非裔刻板形象、曝露非裔中产阶级困境，刻画非裔中产阶层的觉醒与成长，完成了非裔中产阶级叙事的自我讲述。《

银行家》的电影叙事不仅体现了其秉承非裔传记电影从始以来具有的批判种族刻板印象的传统，而且在塑造现代美国非裔职业精英人物的过程中对族裔形象进行重建，其隐含的非裔中产阶级的集体叙事方式使这部作品相对于其他非裔人物传记电影更加意味深长：它指向电影试图建构的历史视野的批评指标，表现了特定历史阶段下种族平权的复杂性与美国非裔发展的艰难历程。

《银行家》的非裔中产阶级叙事首先表现于对大众层面上美国非裔刻板印象的消解。非裔刻板印象是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副产品，在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电影中表现的黑人的类型多半是由电影以外特定的种族体制催生和支撑的”(弗朗西斯，2012:113)。

1915年的美国电影《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中出现了第一个黑人电影形象，罪犯的角色为非裔在电影中的刻板印象定下了基调。1936年上映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中的保姆黑嬷嬷成为首位获普利策奖的黑人演员。

但该角色表现出南方黑人奴隶的逆来顺受，对奴隶主忠实服从，甘愿充当白人社会的卫道士，这些特性引起了非裔大众的强烈抗议，《乱世佳人》也一度因此下架。尽管如此，美国主流文化媒体以隐晦的方式持续暗示非裔具有种族性的愚蠢、贪婪、智力与道德水准低下等负面品质，即便在当代也未完全消失。

例如2012年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波士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刊载了贬损性的黑人吃西瓜漫画。漫画以白宫后院为背景，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在后院的西瓜田里啃吃西瓜，汁水四溅。黑奴与西瓜的隐喻是奴隶制时期白人统治者对黑人的不雅偏见，虽然该报因刊登这一包含贬抑意味的漫画而被迫公开道歉，但由此可见，即便在21世纪的当下，针对非裔的族裔偏见也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

《银行家》虽以非裔杰出的职业精英作为叙事中心，而主要通过加勒特从童年到青年时期如何形成理想追求目标及其创业过程中的片段轶事，突出了加勒特勤奋、坚毅，积极进取等传统上受到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品质，并暗示其作为加勒特晋升非裔中产阶级的必备条件。

所谓中产阶级，一般而言意指“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均高于工人阶级但又低于上层阶级，处于中等水平的社会阶级”(Lewis & Maude, 1950:21)。非裔中产阶级出现于20世纪中期，标志着非裔族群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形态，同时，加勒特在其生平故事中展现的这些品质也反映着美国20世纪中叶在逐渐得到改善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非裔中产阶级作为挤身主流阶层的第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对主流价值观的依附性。

美国中产阶级的属性，在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白领》(White Collar)中被概括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1987:391)。而所谓美国非裔中产阶级，基于其仍旧相对薄弱的社会中产地位，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对主流社会的依附性是其不可避免的抉择。

电影叙事与中产阶级视角的共谋建构了加勒特温和的政治形象：他并未像当时的民族激进主义者那样，在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之际驳斥种族不平等的陈规陋习，站到反对种族主义的最前沿。加勒特成功的非裔中产形象来自于他卓越的职业能力，他以出众的金融嗅觉和从业能力获得了主流社会代表人物——美国副总统的接见和认可。

这些品质作为美国建国以来所奉行的美国精神的反映，可以一直上溯到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成功原型：尽管出身寒微，人人皆仍能凭借勤奋努力获取财富、尊重和声望，实现“美国梦”。

年轻的加勒特独具眼光，毅然投入社会顶端的金融业，这当然也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主要美国财富皆为基于所有权的财富，土地、工厂、商业企业、铁路、银行概莫能外。运用有形的资本可以预期获得巨大的收益”(Rubinstein, 1998:463)。

影片淡化加勒特的族裔背景，将其置于权利和财富的旋涡边缘，使加勒特本身成为追求美国梦的象征符号，是典型的非裔中产阶级叙事特征。此外，加勒特展现的在社会底层辛苦劳作、但仍抓住一切机会拼命学习金融知识的精神使美国白人观众也会产生共情。

在表现加勒特从小具有的这些品质时，影片以紧凑的节奏、诙谐与活泼的镜头叙述加勒特在擦鞋之余记录银行职员们的工作对话，冒着被保安驱逐、被逮捕的风险，爬上银行大楼的外窗偷听交易谈判现场，淡化了南方种族歧视制度的腐朽、沉重和压抑，强调了少年的朝气蓬勃和顽皮聪慧，与成人世界的凝重形成有趣对照，将种族对立、阶层悬殊的社会现实涂上了一抹浪漫主义的色彩。

影片在以加勒特这种中产阶级意识为取向的基调下，也通过对比的方式使观众感知美国社会存在的价值观差异。加勒特的奋斗处于各个阶层的非裔及白人的共同凝视之下，如同美国社会平权观念的试金石，映射出社会各界对美国种族关系和族裔发展的潜在态度。

在非裔内部有着各种态度的分流：底层非裔由于在历史上饱受种族歧视政策的压迫和伤害，习惯被打压、被剥夺、被看低、被否定，他们大多对推进种族平权心存疑虑。例如加勒特的父亲在德克萨斯州家乡受到浓厚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压抑和伤害，他虽然欣赏儿子的才华，但对打破种族壁垒态度悲观而消极。

他对儿子表示：“你生错了皮肤颜色，孩子。黑人无法在这(德克萨斯州)干白人才能干的行业”。加勒特的姨夫在加勒特到洛杉矶寻求发展时冷眼相对、嗤之以鼻。不仅底层黑人，部分富裕的中上层黑人同样对加勒特心存疑虑，例如加勒特的终身合作伙伴伙伴乔·莫里斯，一开始并不愿加盟加勒特进军房地产的宏伟计划，后来被他的信念触动而改变态度。

洛杉矶的白人社会则呈现出20世纪早期由于非裔从南方大量移民北方的移民潮而进入族裔融合时期的固有特点：面向非裔的机遇打开了，但仍存在诸多狭隘的种族偏见。在部分白人眼中加勒特因为种族差异而低人一等，他的职业生涯中遭遇过白人房客的弃租、市政大厅白人工作人员的敷衍。

但加勒特具备的商业天赋、勤奋的品质是非裔中产阶级向上寻求社会资源的敲门砖，凭借于此，加勒特也赢得了另一些白人的支持。出于商业利益结交的爱尔兰裔商人为加勒特提供了第一个开局的机会，社会底层贫穷的白人青年霍尔特成了加勒特商业谋划的伙伴。